主题：[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百味杂陈  不悔当初

——序《百味杂陈话当年—延长县

        原北京知青插队生活回忆》

刘  江

在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登峰造极，始于50年代初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高度政治化而推向空前绝后的高潮。伟大领袖一声令下，数以百万计，家居城市的被称之为“知识青年”的初高中毕业的和未毕业的学生狂潮般地涌向农村，涌向边疆，涌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有史学家惊叹“这在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难以想像的，这实实在在地是世界人口迁移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个奇迹。”（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运动中，革命圣地延安自然成为伟大领袖身边的知青们心驰神往，且最有资格插队落户的,“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之一了。因了这个缘故，作为革命圣地一部分的延长县，自1969年至1979年10年间就接纳了来自首都北京的知识青年达2680多名。这在延长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按照市政协的统一安排，我们在广泛征集资料、稿件的基础上，编辑了这辑名之为《百味杂陈话当年》的文史资料。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延宕至今才得以面世，但毕竟面世了，很是自慰。

本书所收集的内容，以我县部分北京知青对当年插队生活的回忆文章为主，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占有较为可观的篇幅，另外还有篇幅虽然有限，但却十分珍贵的个别知青的家书和日记。本书的作者在以数千计的北京知青中所占比例并不算大，但其作品却极具代表性，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插队生活片段，以及他们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等。可以使读者获得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感受。

广大知青上山下乡之后，大都经历了从热情、彷徨、苦闷到失望的心路历程。而若干年后，回首当初，又大都不仅无怨无悔，而且以那段百味杂陈的人生经历为自豪，为骄傲，为安身立命的资本......

当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已经实施十几年，旨在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原本“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进行得也颇为理想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迅速演变为席卷全国，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

以“老三届”为主体的初高中学生凭着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和狂热崇拜，满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铁打江山永不变色”，把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的雄心壮志，奔赴农村插队落户。初来乍到，大都慷慨激昂，坚定不移。原安沟公社阿青村北京知青夏鹰在给母亲的信中把那种忠于领袖，扎根农村，义无反顾，天真无邪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原汁原味地珍藏至今。他表示“要在这里干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用我们的双手把革命圣地延安建设好，不论遇到什么困难，绝不动摇.......决心永远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路走下去，走到底。”“延安，她洒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今天，我们——毛主席身边的知识青年，怎能不下决心把这块红色土地建设好，怎能不下决心一辈子在这里艰苦奋斗！”这何尝不是千百万知青当年的共同志向。然而，曾几何时，“已经沸腾”的“满腔热血”急剧降温，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消失殆尽，怅茫、消沉、落魄之感不期而至。原刘家河公社郭家塬村知青王昕的回忆，比较真实地表露了这种情绪的涨落过程。她是在与母亲的“斗争”中，“赢得了为争取独立自主的第一次胜利”之后，毅然决然拒绝了有可能在北京工厂就业的机会，满怀亢奋之情，奔赴“从小就在教科书及故事书中熟知的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但随着西去的列车的行进，心中的“亢奋逐渐降温”，陡然“增长了一种烦躁与不安”。等到得目的地，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他们数人相依为命，深更半夜“围坐在院子里的磨盘上，盼着天亮”。这才体验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多么遥远的距离，无所着落的、无比高昂的革命激情是多么地不堪一击。于是心里“默默地喊着：爸爸妈妈我想你们，我想回到我温暖的家，我想我那张舒适的小床！”当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被残酷的现实打得粉碎的时候，她们只有由“悄悄地流泪”，进而“呜呜地啼哭”。苦苦熬过两个年头，她带着“上当受骗”的困惑，被招工而离开农村，“去过一种新的更适合我的生活”去了。曾在郑庄公社屈台村插队的北京知青叶永和，系文坛巨擘、学界泰斗叶圣陶先生的爱孙。叶老与当时在“五七干校”的儿子、永和的父亲叶至善的往来书信中，每每提及永和在延长插队的情况，因而这些内容，作为十分珍贵的资料，以附录的形式，被收入本书。其中1971年之后的书信，多次提到关于永和“分配”，即招工、升学、参军的事，也从某些侧面反映出叶永和思想的一些波动和变化。叶老给至善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他在去延长之初，确实相信那是广阔天地，可以在那里奋斗一辈子的。三年过来到今天，我知道他很想离开农村了，或者说，至少想离开那个屈家圪台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实在是值得注意的大问题。小沫（永和胞姐，时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引者注）又何独不然。”叶至善在复信中说：“小沫和永和初去的时候，的确有一股劲，后来却逐渐消沉了。”“他们开初认为，边疆、农村，都像报纸上报道的典型材料那样，处处令人欢欣鼓舞。”“碰到了现实，就不免这也不称心，那也不如意，意气就消沉了。正因为缺乏斗争的毅力，这些青年必须再受教育。”信的末尾又附上一句：“‘二外’去延长招生，很可能是因为有外语学校的学生在那里的缘故。如果真是这样，永和还是有些希望的。”至此，叶氏父子彼时彼刻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的复杂心境以及对晚辈的关爱之情已经跃然纸上了。

事实上，大多数知青真正在农村插队的时间并不长，原刘家河公社郭家塬村知青刘一平回忆道：“从1969年初开始，到1970年大招工，1971年、1972年的小招工，大队里的知青走了一大半，剩下的几个人几乎常年居住在北京，真正留在陕北农村生活的只有一、两个了。”郭家塬是这样，“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时一个党领导，同是一个太阳照”的其他村想必亦然。时间虽短，但知青从首都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对农村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是丰富了农村的政治生活。如原安沟公社阿青村知青夏鹰的家书中，这样描述当地闭塞落后，政治气氛淡薄的情况：“我们这儿生活上吃的什么也都可以，主要就是政治环境不太好”，“由于交通很不方便，所以消息很闭塞，两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影响。”“北京的庆祝‘九大’活动搞得那么隆重，这里却是冷冷清清。”在知青们积极筹备和组织下，村里举行了第一次简朴而热烈的庆祝国庆活动，结束了这里以前“从来不过‘十.一’的历史”。

其次是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北京知青他们有的自编教材、组织扫盲识字，进而成立夜校，开展政治教育、思想宣传、文艺活动等多位一体的文化活动（张铁铿：《在朱家河大队的扫盲识字课本》）。有的带来篮球等体育运动器材，经常组织社员开展活动，进行比赛（刘一平：《质朴的高原人》、夏鹰《家书》等）。在李家湾水电站建设工地还成立了全部由知青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自编自导自演，从工地到县“三干会”，再到与其他公社演员共同组成演出队代表县上参加地区的汇演，直至赴京汇报演出，备受赞誉，屡获殊荣（高红十、孙伟程、朱亮、马新生等相关回忆文章）。更有郑庄新窑科知青自发组织村里青年男女开展文艺演出活动，一改当地群众保守落后，“一般不让女娃娃抛头露面”，唱歌跳舞的陋习（温宝林：《陕北插队纪事》）。

再次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生活习惯。由于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村一些落后的生活习惯，数千年如一日，代代相传，见怪不怪。北京知青的到来，使这些传统习惯开始受到冲击，有了些许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很细微的，但是却具有开一代新风的意义。据刘家河公社郭家塬村知青刘一平在《质朴的高原人》中透露，他们来插队之前，“似乎这里的农村人没有穿内衣的习惯”，受了女知青的影响，村里婆姨们“将土布染成淡粉色、红色，制成各色内衣”，“都穿上了”。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又进而从城里“买来各色洋布制作内衣，她们觉得很光彩，很自豪”。再比如，延长当地农民的饮食结构中，蔬菜所占比重原本就很小，在那“以粮为纲”，计划种植的年代，除洋芋、南瓜等可以折算成粮食的蔬菜外，其他蔬菜很少种植。而刘一平所在刘家河公社郭家塬村的知青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分得的自留地里“种上各种蔬菜，......县城里买得到的菜籽几乎都种了”，他们“几乎每顿饭都有炒菜”，尽管“菜油几乎没有”只是放点盐、酱油、醋而已，然而还是“引得很多老乡的婆姨都来学我们炒菜”。当老百姓“见识了这些知识”后，就“在大队的川地里种植了大量的各种蔬菜”，“收获后主要送往县城里卖掉”，剩下的自然是用于改善生活了。这种城乡饮食文化的交融、交汇，对农民饮食习惯的改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有史学家称：“‘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全社会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也有人将此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上述观点，似成铁论，然而本书涉及内容，却无法完全印证。诚然，假如没有那场“上山下乡”运动，当年的广大知青们当然会有别样的人生道路。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与其说“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中国知青史（大潮)》，毋宁说这场运动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道路。这条道路尽管坎坷难行，充满艰辛，然而正是那坎坷与艰辛磨砺了他们，锤炼了他们，成就了他们。成本也许大了些，然而他们却少有怨言，不悔当初。原刘家河公社后段家河知青叶广荃35年后回到村里，所表露的内心情感至真至挚，感人至深。当年的队长一声呐喊“喔——叶广荃回来了！”“我猛地感到一股热辣辣的东西涌了上来，再也按捺不住，泪如泉涌。此时此刻，在这一刹那间顿时醒悟，三十多年的困惑迎刃而解，当我面对这片黄土地，面对年轻时曾洒过汗水、泪水的地方，面对这些淳朴的乡亲们时，不是怨，不是悔，不是恨，而是感激之情。后段家河——这里是我走入社会的起点，是这片黄土地和老区的乡亲们以他们博大的胸怀接纳和包容了我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去面对社会，以至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如何面对逆境和顺境，总能走得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她还引用有人评价知青的名言：“青春的记忆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底色，他们常常拿它作为辨别真伪的一个参照系。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和现状一旦让他们迷惑，他们就会拿出来比照一番，就可能会得到有血有肉的证据。”（叶广荃:《那山.那水.那人》）叶广荃的所感所言，何尝不是与叶广荃有过同样经历的千百万知青的所感而未言呢？

我之所以要不惮繁冗地，大段大段地引用上述文字，是因为在我看来，当事人一句肺腑之言，足以抵上局外人一打高谈阔论。

是为序

                             2011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