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出我的作业 - 东西南北大家谈 - 中国知青网

当时保尔的名言揭开了“天下为公”的时代？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这个占世界陆地总面积近五分之一的国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完了欧美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路程。苏联的一枝独秀和它所采取的“计划”方式，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美国的一名记者从苏联回国后告诉国人：“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一时之间，“计划”成为最时髦的名词。通过国家力量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其中最成功的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通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加入政府干预的手段，美国经济开始复苏。

在当时，苏联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成功的光芒掩盖了快速工业化背后的问题。多发一个月的工资，提供一套带电话的技术人员的住房，配备一切必要的沙发家具，一个家庭疗养证，两个电影院里永久的专座，这些就是苏联工业化道路上的精神偶像——斯达汉诺夫获得的物质奖励。但成千上万忘我工作的建设者们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报，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们，每天都不得不去面对严重的物质匮乏。

斯大林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弱点，首先是经济发展不均衡，重工业、军事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轻工业、农业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特别是农业。第二方面呢就是人民的生活没有能得到重大的改善，没有能够和工业发展同步得到改善，到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人均的粮食的产量、人均的肉类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说：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吸取教训，认为任何计划都是危险的，任何长期考虑都是错误的。我认为应该吸取更加微妙的信号。就是说国家和地方政府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不过，计划经济在当时的成功，使人们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去反思它的弊端。更何况，当时的苏联，正面临越来越紧迫的战争威胁。

事实证明正是苏联的前两个五年计划建立了世界超强的工业体系使得苏联人在卫国战争中能动够扭转局势反败为胜。

如果没有在库茨涅茨克、扎巴洛日等地建立钢铁联合体，如果我们没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车里亚宾斯克等地建拖拉机厂，我们就不可能将这些工厂直接建成坦克制造厂。即使在最艰苦的1942年，苏联飞机产量仍达到两万架以上，比德军几乎超出一倍。苏联巨大的工业能力压倒了纳粹德国，成为制胜的利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工人们驾驶着刚刚造好的坦克直接出厂，迎战德军。

回顾前苏联的历史我们可以联想到我国建国初期的“五年计划”的成功和后来“大跃进”的失败。对比苏联，新中国的工农业基础更落后而且还打了一场朝鲜战争。一直到了文革中国都在外部世界的封锁包围中，甚至昔日“老大哥”都要在背后插上一刀。但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和指令性国家管理的路数偶是照搬苏联的，到了文革还加上了“计划政治”，其中就有文革初废除高考的教育革命和我们的大规模上山下乡。

前苏联和我国都是在极落后的经济基础上靠社会主义的体制和“五年计划”用很短的时间建立了“重”重工（含军工）“轻”轻工的工业体系，其典型是“勒紧裤带也要造出原子弹”，但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毛周等老一代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要改变这一点让中国走向“大同”的办法之一就是上山下乡和城乡交流。

老人家对上山下乡所说过的话实在有限，文革前泛泛的说了一句“大有作为”，文革中先是好象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说了一句“再教育”，后来又给李庆霖写了封信并寄了200元钱，最后就是批复了吴桂贤转交的陕西农青告知青招工拔根回城的申诉信，而那个批复只有上帝才能猜透其意，但老人家肯定看到了上山下乡的结果，知青下去再抽上来就更让农青不满，他们也要进城！

还是周恩来说的明白：

一：总理反对城市学生当兵

“城市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是当兵，可是入伍后5年又回来了，还得安置。大家来开会研究，是一项重要的事，不然，把18岁以上的城市青年都变成闲散人口那就不好了。城市工业能吸收的人总是有限的。。。。。。”

二：总理主张“双向交流”，据统计，文革下乡知青1700万，招工回城（镇）700万左右，工农兵学员200万左右（分不清知青和农青推荐上大学的比例），农青招工进城800万。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城市青年后备劳动力和一部分闲散劳动力动员下乡搞农业，其目的要使城乡结合起来，工农业结合起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将来要使这三个差别逐步缩小、消失。要把我们现在的农村和城市搞齐了，做到又是城市又是农村，中国之大，这不是我们20世纪就能看到的，这是长期的。不消灭“三大差别”进不了共产主义社会。但现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要打下底子。这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
劳动制度，首先是劳动力的安排。现在城市里每年涌现出的青年劳动后备军，起码是200万。就算计划生育做得好，20世纪城市的计划生育能把人口增长率压到净增1% — 就了不起了，那时也才能实现到100万人。到那个时候城市人口数增加了，也许会是一百几十万。城市不能容纳这么多的劳动力。我们城市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一切要按节约计算，每年增加的就业岗位不会太多。我们现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都低，将来要机械化、半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就要大大节约劳动力。因此，每年总要有一部分青年后备劳动力下乡，发展农业。而且在农村中也要搞加工工业，也要搞小工业，城乡才好结合，并且还要吸收农村一部分人到城市做工人，这样才好结合，才好工农交流。因此，我们至少要看到今后15年。将来安置工作要和劳动工资工作结合在一起，城乡劳动力统一安排。

三：总理反对知青招工回城

1972年8月 13日，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招工问题的汇报时就说过这样的话：

已下去的知识青年“选一部分回来会有影响，就有危险性，你选这个那个就有意见。北京有这样的问题，厂子收了几个，贫下中农很有意见。首先是干部子弟钻进来，近水楼台先得月。旧的习惯势力不好改，在干部中间影响是很深的，总是愿意自己的孩子留在城里。爸爸通了，妈妈不通，舅舅不通，这是个习惯势力，结果对干部没有好处。教育干部要坚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

现在可以说说文革上山下乡运动中最大的一个社会继发衍生运动了。

中国GCD领导的革命为什么会在农村发展壮大最后取得全国胜利？这是与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密切相关。但是GCD在土地革命的路线纲领方面却是走过一段弯路的。

没有土地革命，也就不会争取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不会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1928年12 月，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土地法— —《井冈山土地法》，提出了“没收一切土地”和“土地国有化”不得租借买卖的原则，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是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不是归农民所有；一切土地禁止买卖，分配后除老幼疾病及服工役者外，均需强制劳动。这些规定不符合当时农民的思想和传统习惯，不利于发展革命力量，对此农民很有意见。

1929 年4 月，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原来过左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的土地”。1930 年后，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其基本内容是：依靠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展开，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成为红色政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巩固的社会基础。

1930年2月7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红4军前委、红五军前委、赣南、赣西特委在赣南召开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会议纠正了赣西南地区只打土豪，迟迟不分土地的错误做法，强调平分土地、快分土地是当务之急。

　1930年8月，苏维埃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苏维埃土地法》共四章三十一条，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土地法。1931年春，形成了党历史上第一条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3]。在土改中，确定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及田地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等原则.

　土地改革及发展农业经济的相关措施使苏区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苏区粮食连年增产。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根据地农民为红军和苏维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供给了 1．5亿斤粮食。[7]226苏区农民回忆说：“土地革命前，每亩收粮食约100斤左右。而分土地后的1933年和1934年，每亩就收到200斤至 300斤粮食，增产1至2倍。那几年是大丰收，吃干饭也吃不完，自己也可以杀猪过年。”[5]

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和分配方法的完善，极大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摧毁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对发展壮大红军，支援革命战争，巩固革命根据地起了巨大作用。广大农村出现了积极参军，踊跃支前的热潮。总之，土地革命的开展，为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根据地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之源。

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的翻身,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广大翻身农民，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踊跃参军、支前.例如：兴国县23-50岁翻身农民基本参加了赤卫队；16-23岁，参加少年先锋队；8-15岁，参加劳动儿童团。23万人人口，8万多踊跃参军，被编入主力红军的就有5万多人。长冈乡只有1600多人，当红军和调县以上工作的干部就达320人，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

老人家在 1956 年党的八大召开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1956 年 9 月 10 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7 页）

描写政治家毛泽东的成长过程，只写成功、不讲失误，以神化的手法来描绘我们军队的统帅，这既是片面地曲解毛泽东的活动经历，也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实践。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还说明了自己在土地革命和肃反中的失误（即最早提出土地归公的《井冈山土地法》及后来的打“AB 团”），这更是难能可贵的自我批评，同时客观地阐明了人们对于革命斗争中的许多事物都要经过失败和挫折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改从过左的苏维埃为本改为以农民个人利益为本是经过纠左完成的，在当时老人家还注意到了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倾向。当革命造成极端追求平等后，老人家很清醒的出来纠偏。在坚持社会公平的同时，毛泽东强调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早在1929年12月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就指出：“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的大小一样。勤务要派的一样平，稍微多一点就不肯。甚至一付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应指出平均主义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

当GCD取得政权后，老人家在战争年代犯过的后来又被他纠正过的左的错误又冒头了。刚解放没几年，他又要把取得巨大成功后的土改成果（土地农民私有）变为“一大二公”。“五年计划”，人民公社，大食堂，和后来的“大跃进”都教人相信“大同”指日可待。58年刘少奇在人民日报上说再过40年中国就要进入“大同”理想社会了。但是每个人都是以个体为本位来看世界的，也就是说国家，集体，个人三方的利益如果颠倒，那会发生什么呢？换言之，如果国家强行推行以国为本的“上有政策”，那么集体就会“下有对策”，而个人就会“走后门”，我们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一个社会衍生运动就是“走后门”。对于知青而言，最想去的是上大学，其次是回老家也就是回城。但是前们开的太小了，大多数人挤不进去！因此就只好想尽办法“走后门”。在与上山下乡运动有关的事物中毛，周都开过后门。。。。。。

传统的思维是很难真正克服掉的!

老毛毕竟是人不是神啊!

一切良好的愿望都只有符合实际才能得到实现!这是不容置疑的!

文革前社会上没有大规模的“走后门”，文革的宗旨之一是要在全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但为何会出现越革命越倒退？老人家说的很准确， “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走前门的也有坏人”，但后门到底是何种性质？与革命是什么关系？与“大同”是什么关系？当然了，也不要忘了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与开后门走后门的关系，这一点说完就该下课了。。。。。。

内容广泛篇幅宏大的一堂大课，无声兄辛苦了。

在无声中学习，是一种享受！

向无声鞠躬！

“走后门”之风是文革中军管时从部队里传出来的。一方面是子女走关系参军，再就是解放了的干部也先后想方设法把孩子从农村办回城，后来则是人们通过关系搞到限售的生活物资，再后来就成了办什么事都先琢磨着去“找熟人”。

要说起“走后门”来，我们每个人眼前就会出现一连串的画面，文革中在中国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因为有钱也没用，还得有票卷！粮票，布票，工业卷，自行车票等等。那是否“有票能使鬼推磨”呢？当然也不是，事实是“有门能使鬼推磨”。文革时代的中国仍然属于商品社会，仍然有货币流通和市场交换，但那时的市场是畸形的，货币和商品流通只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发生，一切都是国营的统产，统销，统配，连人的工作和居住地点与住房面积都是“按章规定”的。文革前的中国社会比较稳定，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大规模“走后门”出现，那时的干部有多少是腐败的？就算想腐败有条件吗？

文革是一场权力大变换，大量的新人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社会结构也出现了“大改组，大流动”，造反派进中央，干部下放，学生下乡。在这个大背景下， “走后门”的出现不仅在生活必需的短缺商品方面，最主要的是在人事安排方面如调动工作，上学，毕业分配等各方面。四人帮之一的张XX在58年提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深得老人家赏识，因此文革中张受到重用不是偶然的。老人家最恨商品和市场，他多次说过要恢复供给制，他的五七指示说穿了就是要把全社会变为一支红军部队。问题出来了，如果社会变为部队，干部怎样选拔？具体工作（职业）怎样分配？这就涉及到权力了。文革中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记得当年我和一位亲戚中的长者提到张XX提出的这个问题，他很不屑的反问我：“你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吗？” 这位长者是位资深学者，文革中从五七干校出来后就被闲置，当时我回答不了他的质疑，但我清楚的记得他当时的表情。那时张XX正是台上的当红领导人，我那位亲戚对张的态度引起了我的震动。文革后我那位亲戚又回到理论部门，但我再没机会和他讨论法权问题，下面补一课：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最佳答案：资产阶级法权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概念的由来

马克思作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针对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社会主义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劳分配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从等量劳动取得等量产品的平等原则出发，每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消费品仍是不平等的。 “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还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作于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预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写道：“‘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足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还没有也不应当人为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变异和实践

毛泽东在1958年以后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他对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颇为留念，认为那时的革命意志坚定，没有进城后这么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体制化官僚主义的心理感受，是他早年新村主义实践的情感遗留，是他改造中国的乌托邦理想的表现。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1974年12月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这成为当时发布毛泽东指示的典型方式之一），其中说，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这一概念就成为限制、批判物质利益原则，认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会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坚持继续革命，制订一系列革命化的城乡经济政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立论根据。“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劳动、农村“割资产阶级尾巴” 一类反修防修措施、新生事物，恶性发展的“大锅饭”，等等，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修订

1979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经过研究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中的“法权”一词，德文是Recht，俄文是npaBo，可分别指“法”或“权利”；译为“法权”不能确切地表达其涵义，容易使人误解为“法定权利”、“合法权利”，不符合马列的原意，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于是决定将其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这可能是中国翻译史上牵涉面最广、政治性最强、规格最高也最正式的译名更正了。

主题：交出我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