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网五色土 栏延河水 → [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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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孙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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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衫衫

陈幼民

“羊肚子手巾白又白,大摇大摆大路上来。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拢在哥哥头上真好看。”

在一般人心目中,羊肚子手巾是陕北农民最显著的标志。其实,在老乡们中间,年轻人一般不系,老汉们才系。小伙子嫌系手巾老气,他们倾心的是绿军帽。知青们来插队,却一眼就看上了白手巾。要和农民打成一片,装束上也得入乡随俗,但土布衣裤没有,况且那大緬档裤咱也穿不习惯,一条白手巾倒是随处可得,扎起来也方便。所以,学生们就学了来,不怕人说老气的话。你若在村里见一个年轻后生穿身蓝制服,头系羊肚子手巾,那肯定是知青无疑。

羊肚子手巾不光是标志,它的用途很多,在地里干活可以用它擦汗,遮阳;身上着了土,用它做掸子;掏了一把小蒜,用手巾包好,揣在怀里带回家。一条手巾用不到两个月,就不见了白色,也看不清那三道道蓝,我们依旧天天顶在头上,并不觉得腌臜。

陕北人手巾扎得漂亮。我常见舞台上演陕北农民,把手巾在额前系成个大疙瘩,巾角一个朝上一个朝下,显得滑稽可笑。这是外行的扎法。老乡们扎手巾,从脑后兜过来,将两个巾角一拧,在额前相交,一缅一掖,便牢牢地缠在一起,两个巾翅只露出一点点,显得利落精神。我后来上了美术学院,没少画陕北农民,觉得那头巾好看却难画出神韵,在线条组织上尤其要下功夫,可见羊肚子手巾并不一般。

扎上了白手巾,我并不知足,觉得还不像陕北人,便盘算着寻一件白布衫衫,像老乡们穿的一样。年轻时也好美,只不过这追求与现时不同。说起这白布衫衫,也是大有讲头,人凭衣服马凭鞍,陕北后生本来就长得精神,若是头扎手巾,着雪白的褂子,再扎上腰带,真是如吕布再世,让人看着喜欢。所以陕北民歌唱道:

“白布衫衫你给哥哥缝,我给你买上一个洗脸盆。

白布衫衫对门门,远远瞭见妹妹笑盈盈。

白布衫衫白又白,把你的白脸脸调过来。

白布衫衫新又新,白脸脸带笑好相亲。”

我要白布衫衫,并不是想讨女孩子喜欢,当时年少,还想不到这一层,自己相貌平常,也不会有妹妹肯为我调过脸来。我的目的,只想穿戴整齐,拍一张照片,给父母寄去,让他们看一看儿子在陕北当农民的光辉形象。

这白布衫衫无处可买,只能央求老乡给做。村里婆姨中衣服做得最好的,是根全子妈。我找到根全子,让他回家给问问。

根全子妈是个利索的人,甭看我们村子穷,又缺水,可她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家里大人孩子也没有邋里邋遢。衣服笑破不笑补,庄户人也有自己的尊严,不在钱多少,全看你勤快不勤快。

根全子妈一口答应,但同时又为难地说,家里没有剩余的布,要想做衫衫,只能等到秋后收下棉花,纺了线,织成布。你如果着急的话,到县城买回白洋布来,我马上给你做。

洋布衫咱本来就有,再做一件有什么意思,穿起来轻飘飘的,不是那个劲儿。土布粗糙厚实,吸汗透气又挡风,况且我要的就是地道的土味儿。我和根全子妈商定,衫衫秋后收了棉花再做。

从这儿以后,我便关心起队里的那片棉花地来,干活也格外的上心。看着棉苗一天天长高,结了桃,吐了絮,直到摘棉花的时候。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采棉,说来好笑,每摘满一袋子棉花,我就在打量,够不够我那一件衫衫。

棉花收获了,除了上交给公家的,都分到了各家各户。这时,婆姨们就都开始忙活起来。

村里陆续来了一些弹棉花的匠人,找一个空窑,支起了轧花机。婆姨们就把自家的棉花往这里送。轧花是不用花钱的,只要把花籽留给人家就行。

在城里时,我从没见过原生态的棉花,什么棉衣棉被都是做好了才拿到你跟前。里面絮的,听说也未必是原棉。而队里自产的棉花,轧过之后,白得似雪,虚蓬得像云,纤维又长,摸着柔软光滑,令人好生喜爱。

要想织布,先得纺线,要纺线,先得做棉条。我见根全子妈把棉花平平地铺在炕上,用一根熟秸杆在上边轻轻一滚,卷上薄薄的一层棉花,再把熟秸杆抽出来,一个空心的棉条就做成了。我见好玩儿,也去试着做,却不是太厚,就是太薄,终于叫人轰了走,用句俗话说,“你一边儿呆着去!”

棉条儿做好了,放在笸箩里,高高的一大堆。婆姨们就开始纺线。

陕北的农村,家家都有纺车。这纺车都是木制的,车架子底座是一个长木块,右边装一个由木条组成的绳轮,有手柄,左边装着锭子。锭子头是一根尖尖的针,把棉条缠在针上,摇动绳轮带动锭子转,随着左手的一抻一缩,拉出粗细均匀的棉线就缠绕在锭子上。

莫要小看这纺车,它是中国纺织业的活化石,起码也有两千多岁了。我后来在汉代画像石刻上,见到了几乎一样的形状。

婆姨们忙完了一天的事,伺候大人孩子吃罢了晚饭睡了觉,便盘腿坐在炕边上,摇着纺车纺线线。这好像是妇女的专利,也是专属婆姨的时间。油灯昏黄地闪着,把她们的影子投在窗棂上,虽然纺车的轴上都被点了灯油,可摇动起来,还是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好像女人们在低唱。

婆姨们纺线的姿势很是好看,有人形容是“白鹤晾翅”,她们一手摇动绳轮,一手扯出棉线,拉的时候,身子稍向后仰,送的时候,又微微前倾,手臂上下轻扬,柔和而端庄。纺线的要点是用力均匀,左右手协调一致,不可忽快忽慢,慢了则粗,快了则细,织出布来,就会疙疙瘩瘩,不能平整。这是检验婆姨能力的试金石,做出衣服是要给别人看的,所以她们都竭尽全力,把线纺得漂亮。我因遭受了做棉捻子的失败,此刻再也不敢造次,连纺车碰都没碰。

线纺好了,婆姨们把它从锭子上取下来,绕成线团,经过浆洗,就可以上织布机了。这机子也是古物,我估计和《天工开物》上画的差不多。

织布机可不是谁家都有,一个村里有那么两三架就不错了。棉纱线上机仿佛是婆姨们一项隆重的仪式,邻居都会来帮忙。男人们熟练地装配着机子,女人们帮着往卷轴上缠经线。要上机的婆姨眼睛都放着光,像一个即将登台的演员。待一切准备停当,窑洞里就会响起经久不息的机杼声。婆姨坐在机前,脚踩踏板,手持梭子,一踩一拉一抛,机子就会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要比谁家婆姨能干,要看她一天能织几尺布。一根棉线顶多一毫米粗,布匹一毫米一毫米地延伸,全村男女老少几百口子人的衣料,几度抛梭织得成,恐怕没人能数得清。

我特别痴迷婆姨们织布的动作,喜欢听那个木头织机吱吱啦啦的声响,我觉得它不仅是一架生产工具,也像是一台乐器。“唧唧复唧唧”,当年花木兰也曾伴着此声叹息过,可见织布这事,从古至今都是饱含诗意的。

虽然喜欢看婆姨织布,我可不敢老往根全子窑里跑,免得让别人说我在催命。好在村里织布的不止一户,到别家看也是一样。

根全子妈终于把布织好了,把我叫去量体裁衣。没过几天,一件崭新的白布衫衫就送到了我的手上。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样子,小立领,溜肩,前襟排着七行用布条缝成的疙瘩袢扣。穿在身上舒适合体。布面摸起来麻麻的涩涩的,透着一股土气。就是那袢扣系起来有点费劲,不如纽扣那么便当。我把同伴都叫来看,大家都说好。在同村的知青里,我是第一个拥有了白布衫,心中很是得意。

根全子死活不收钱,我又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就送了他几斤棉花。

只可惜白布衫衫到手的时候,天已经凉了,我们都换上了破棉袄。这件衣服在我箱子里放过了冬春,到来年夏天才穿上。

时隔多年,几经迁徙,我的这件白布衫已经找不见了,只留下几张发黄的照片,还见证着我穿着它的样子。曾有年轻的朋友见过这些照片,竟然笑弯了腰道,你当年怎么是这副傻样儿!弄得我好生不快。不过转念一想,也就释然,人家以洋为美,自然瞧不上这土里土气的打扮,不必较真。这土布如今也身价不菲,甚至漂洋过海,反被洋人们喜欢。风水轮流转,城里的时髦男女,穿着土布衣衫招摇过市,也大有人在。我当年的打扮,是落后还是超前,还真不好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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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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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路    难

赵福增


我曾走过许多地方,毕生不忘的是陕北的延长。虽然插队至今已四十年时光,但每每回忆起当年经历,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点点滴滴,犹在眼前。且从记忆的长河中撷取几朵浪花,折射出插队生活,既是对自己心灵的慰藉,更是一次洗礼。

1969年2月2日上午,汽笛长鸣,满载知青的列车缓缓驶离北京站,向陕西省会西安前行。我们这些刚刚告别中学生活的年轻人,在泪光中别离亲人,心情格外沉重。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还能否回到生我养我的北京城。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在伟人眼里“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雄浑至极,可它带给行路人的却是重重困难。

次日,雪花飘舞中抵铜川。4日一早乘卡车往延安。寒冬腊月,虽然加了帆布篷,依然感到刺骨的寒冷。汽车轮胎套着重重的防滑链,行驶在陕北的山川公路上。在卡车上经历了蜷缩、站起、跺脚的循环往复,比身冷更甚的是心冷,唯独这冷更使人清醒。七八个小时后,终于见到了革命圣地,那标志性的延河大桥和巍巍宝塔。步出东关,只见冷冷清清,全然不见《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繁华。

2月5日,再次登上卡车,在陕北老乡的锣鼓声中驶入小小的延长县城,欢迎的人群载歌载舞,羊肚手巾包头的小伙子,穿着花布外衣的女孩,带着重重的陕北乡音,唱着不知什么人编曲的“北京学生你们好,向你们学习向你们问好”。我心头掠过一丝苦涩:不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么?怎么倒成了向我们学习?当卡车停在安沟公社所在地安沟大队的场院时,我知道乘车旅行结束了。

公社领导热情欢迎,凡是安置知青的村子都派人牵驴来接人。那驴是来驮行李的。吃了一顿陕北特色的午饭:两个馍一碗大烩菜,之后随村里派来的人回村。

我插队的村子名叫杨道塬。村子处在山顶上,距离安沟和县城都是30里,区别是到公社一路平川,到县城则要先下山走10里路,再上山走10里地,然后下山,涉过延河,或者绕些远,不必翻山但要远10里。这里的路动辄就以10里计算。步行30里路对于老百姓是小菜一碟,而对于我们知青简直就是从西直门走到香山,再爬上鬼见愁。

安沟川并不宽,离开公社的时候冬阳早已西斜,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富裕,全队的学生可能都没有一块手表,因此也不知道几点了,跟着走就是了。走了好长时间,见到第一个村子,名叫高家川,一问才走了五里地。还没走到林瓦,天就已完全黑了。雪后的陕北,山路难行,初次长途跋涉,腿早就由沉重变得像灌了铅,迈不开步,可不走又不行,咬牙坚持吧。幸亏有人想得周全,没把手电筒装在行李里,还有一点微弱的光亮,给走在最前边的人照路,后边的人只能依次前行。到了一个叫岔口的地方,离杨道塬还有五里上山路。我们终于体会到饥寒交迫的滋味了,再加上人困驴乏,四周漆黑,想想京城温暖的家,真是哭都快哭不出来了。休整了很长一段时间,再走最难的上山路。脚下棉鞋踩在雪地上,吱吱嘎嘎响,走在前边的有手电,而后边的什么也看不见,不知左右哪边就是深渊,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只好战战兢兢地迈步。想一想这路今后总是要走的,陕北人世世代代都在走着的路,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呢?

隐隐见到灯光闪烁,总算有了点盼头。那灯光虽然遥远微弱,却依然带着希望,带着温暖,带着憧憬,令人向往,令人兴奋,令人鼓舞,任身体再累,也要奋起前行。当我们终于走进窑洞,坐在热炕上,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老乡们端上来的面条少油无肉但是热气腾腾,驱走了严寒,满身的疲惫也顿时消减了几分。专门为知青准备的两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仿佛把我们的心也照亮了。再苦再难也要坚强,这才是唯一的出路。1969年2月5日,晚上?夜里?我们都不确切知道,从那一天起,我们开始了在杨道塬的生活。

唐代诗人李白曾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陕北之路断无相比的可能,对于知青来讲还是很难很难的。动不动就要迈开双脚,走几十里地是家常便饭。即使我后来当上了张家滩中学的教师,有时进城也是步行50里的,往返就要百里之多。这或许就是陕北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行路难,我曾在赶集翻山时脚下打滑,险些摔下深山,亏得身边的老乡一把拉住我幸免于难;行路难,我也曾应公社的要求到其他知青点查账,独自一人走路,因雪后塑料底棉鞋太滑,路陡,于是乎跪倒学习牲口爬行上山;行路难,我更经历过山中迷路,夜宿名叫老沟湾的村子,住在一位孤苦的老红军家中,因为他拒绝我付餐费,临别前我把几角钱和粮票塞在炕席下;行路难,我最痛心的是为买几个煤油灯的玻璃罩,翻山越岭几十里,回到窑洞门前一跤滑倒全部破碎的惨剧,那痛刻骨铭心。

在陕北奉献了我的青春年华,前后十三年,到我离开时依然没有多大改观。今天,我只能像诗人贺敬之那样“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但不会去搂宝塔山。当火车通到延安,当高速路在黄土高原伸展,我期待有一天能回去看看,那里如今不再行路难。


作者赵福增,1969年2月起在延长县安沟公社杨道塬村插队,1973年9月到延安大学物理系学习,三年后毕业分配到张家滩中学,教书育人,1982年回京,1985年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2008年6月退休,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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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大枣

刘蕴秋


盛夏过后,就离入秋不远了。秋天是收获季节。不仅收获庄稼,还有各种瓜果。

69年秋天,我插队的第一个村,除了分粮外,还分了些大枣。那枣真大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枣。一个个滴溜圆,半边青半边红,个头像北京当今街头卖的油桃。咔地一嘴咬下去,又脆又甜。要不是早年间没有什么添加剂一说,还真以为里面注射了什么增甜的东西。

我们女知青各自从中挑捡出一些最大的,用针线把枣一个挨一个地串成一个大圆环,像条巨大的佛珠项练,又在窑洞外面向阳处的墙上,钉上几个木楔子,把大枣挂上去晾晒。天阴时拿进来,夜间也拿进来,总之,百般呵护。不久,那些大枣全部变成红彤彤的颜色,里面的水分也适度挥发,大枣的个头稍稍变小,表皮起了些褶皱,由鲜枣变成了干枣。这就是我们回京给家人的礼品了。

第一年探亲,我把枣带回了家。母亲见了,非常惊异,问:这干枣还这么大个,刚打下树来得有多大啊?我一时找不到形容的对象,一眼看到桌上的茶杯,就说:起码有茶杯的碗底那么大。母亲说:以前只听说在大枣中,长长的两头尖尖的好吃,没想到这陕北大枣圆圆的,比那种长尖的还好吃!见弟妹们对分到手的几颗枣有的爱不释手,有的吃的至香,我觉得带大枣回京探亲,真是太英明了。

70年秋,我插队并点到了第二个村。那个队也分了大枣,那个村比较富,分的大枣比第一个村多的多。那是什么日子哟,盛枣用筐,农村没吃没喝的时候多,可也有富庶的一刻,丰收的季节就有如此。刚分下枣来,知青们天天上工前下工后都吃上一气,过了些日子,就吃得不那么欢了。随着梨和核桃也分到手,吃大枣的人就更少了。大枣太多吃不完,麻烦事来了。

新鲜大枣必须通风晾晒,否则就要烂掉。老乡们对分得的大枣爱护备至,家中有闲窑的,多放进闲窑的大炕上摊开,敞开窗通风,让大枣慢慢阴干。我见过老乡家阴干好的大枣,因为在阴干的过程中,大枣始终没有受到挤压,枣的外形几乎还是圆溜溜的没变,只不过用手一捏,枣肉变软,才知道已晾成干枣了。我曾问过一个老乡:这枣晾干了,娃们可以吃美了。回答却令我意外:舍不得给娃们吃哩,给明年端午包粽子丢下些,余下的要偷偷地卖哩,不然怎么能抓上几个钱?

我们知青没有闲窑专门用来晾枣,只能等天气好时,把枣在院子里摊铺开晾晒,之后去上工。有时半路变天,猛然想起院子里还晾晒着大枣,就着急地向队长请求:我们得回去一个人收枣。老乡们都是通情达理之人,各个比学生珍惜粮食和瓜果,队长更是比我们还着急,立刻派我们中的一个人回去,还说,收了枣就别回山里来受苦了,就近干点活就算了。还真就当即安排点村里的活,让那位回去收枣的知青顺利拿下当天的工分。

我就回窑收过枣。在风雨来临之际,疯狂地从山里往回跑。由于路远,终究跑不过老天,到家时已是狂风大作,雨点急切的打下来了。我冒着雨点,急急忙忙地往筐里铲枣,全部收回窑里时,早已是大雨倾盆了。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大枣是最怕着雨水的。我们的枣着了雨水后,开始一个个地烂了。我们心疼,北京干部老李比我们还心疼。一天他高兴地对我们说:我打听到了制作枣酱的方法,你们干脆把枣都做成枣酱吧。找到了既不浪费、又能让枣更加好吃的新出路,我们一致赞成。

为了省水,我和另一女生把大枣担到沟里洗净了。担回后,老李指导我们把洗净的大枣放到锅里煮,煮了很长时间,枣的肉、皮、核全部分离开了。他又指导我们用萝面的萝将枣核和枣皮萝去扔掉,此时一个个大盆里光剩下了枣肉糊糊,老李让把锅重新洗净,又让我们把枣肉糊糊倒回锅内再次熬开熬透,稠乎乎的枣酱就做成了。因为枣酱太多,我们腾出来一个大缸,刷净后把枣酱用马勺舀到了缸里。记得做了有2大锅枣酱,那枣酱倒入水缸后,酱的表面离缸沿只有半尺高了。

男生下工回来,闻到满窑的枣酱香,每人拿个碗,去缸里舀上几勺,连声说,真好吃真好吃! 说吃也好,说喝也罢,总之各个高兴,人人脸上泛着红光。相信谁也吃过果酱,我们做的枣酱,外观与北京市场上卖的没有一点区别,那稠度,那甜度,都恰到好处,而且纯天然,没有添加一点香料。有的男知青连吃好几碗,当天晚饭都少吃了许多。

打那天起,我们的每顿饭就都跟枣酱有联系了。蒸玉米面糕,开始时中间夹一层枣酱,后来改成夹2层,那糕模样又好看,吃起来又可口,大家都称赞,说这种吃法好。架不住天天如此,顿顿如此,终于都吃不动了。男生最先提出:咱们能不能换换样啊?一天三顿离不开枣酱,胃里都冒酸水了……看着剩下的半缸枣酱,我们也发了愁。做饭的窑里热,也没有什么防腐措施,如果不及时消耗掉,要是长了白毛,发了霉可怎么办呢?

还是老李足智多谋,又给我们出了个好主意。他去沟里别的知青点,大肆宣传我们做的枣酱好吃,说得人家直流口水,关键时刻他再给人家出主意:你们沟里的菜多,我们塬上菜少,不如你们担上菜,去换我们的枣酱,来个互补,不就各尽所需了吗?对方大喜。一天,一个男生担着一付担子来到我们塬上。那付担子一头是个筐,另一头是个桶,当然筐里和桶里都是我们塬上平日少见的蔬菜,我们留下了菜,给来者舀了满满的一桶枣酱,他偏担着担子,高兴地走了。

我们吃到了用枣酱换来的蔬菜,那些久违了的新鲜蔬菜,我们吃着别提有多好吃了。虽然那担蔬菜数量有限,我们也没什么可供炒菜的油,然而那段短暂的、吃上新鲜蔬菜的的日子,令我们像过年一样高兴。

如今去超市,偶尔看到货架上摆放的各种果酱瓶,那些胳膊腕粗细的小玻璃瓶,顶多能装不到半斤的果酱,却能卖出几元、甚至十几元的价格,联想到做过的枣果酱,曾经用大柴锅熬,用大马勺舀,用铁水桶装,用大水缸盛,要是把那些枣酱分装到这些小瓶瓶里,能装多少瓶啊?


作者简介:刘蕴秋,女,19 69年2月至1971年12月分别在延长县刘家河公社下吕家塬和郭家塬大队插队, 1971年12月至1977年12月在延安大修厂工人, 1978年1月至1980年10月在河北省束鹿县农业机械厂工人, 1980年10月至1989年3月在北京电扇厂工人, 1989年3月至1990年12月在北京市体委劳服公司下属木器厂任会计, 1990年12月至2002年9月在北京市体委下属第二体育运动学校任会计,2002年9月退休。此前市北京市体委改制为北京市体育局。07年体育局内部改革编制,第二体育运动学校并入北京市体育职业学院,所以现在是体育局下属体院退休职工。

00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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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人的三宝

陈幼民

    在陕北,庄稼汉管自己叫“受苦人”。这个词在外人听来,极富阶级色彩,总以为是指被地主老财剥削压迫的人。其实,受苦人在陕北方言里,就专指干农活的人。

    受苦人有哪三宝,说法不一,或许还有人就根本不认同这种提法。而我听到的是:老镢、烟袋、破棉袄。这三样合起来,就是一个受苦人最基本的装备。当年在高原上劳作的男人,几乎都是一样的打扮,当然还有白羊肚手巾,只不过我插队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系它了。

老镢

    老镢是陕北最具典型性的劳动工具,它的突出特征是刃宽,大概有一尺多,比平原上的镢头要宽出几倍。镢头呈三角形,上边焊着圆的镢帽,楔上三尺来长的镢把,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老镢是庄稼汉能力的标志,你若见哪个老镢刃面雪亮,把子光洁笔直,被汗水浸成古铜色,铁头和木把楔得结实,就知道它的主人,绝对是干活的好手。

    宽刃的老镢,对付的是松厚的黄土,一镢下去,能翻起好大的一块,翻过来用镢帽一砸,那土就散成一堆,听说当年大生产的时候,有的人一天能掏一亩多地,被人称作“气死牛”,这当然是革命精神所致,但老镢也功不可没,试想如果换了窄刃的镢头,恐怕就要“气死人了”。

    陕北人出工时,并不总是把老镢扛在肩上,像报纸上照片里的那个架势。那些干活的把式们,是不肯把力气使在路上的,他们出工时,一个个显得懒洋洋的,弯腰塌背,曲着双腿,一步一晃,有的把老镢头搭在肩上,把子搁在胸前,双手揣在袖筒里,就像抱着个婴儿。有的就把镢头搭在胳膊上,把子甩在身下,好似武士带了把腰刀。总之,老镢对于受苦人来说,就好像他们身体的一个物件,怎么拿着都舒服。可当受苦人的双脚站到土地里的时候,便变了一副模样,老镢一抡起来,身上的肌肉就凝成了块,把脚下的黄土像切豆腐似的,翻成了熟地。

    年轻人到了该挣工分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装备一把老镢。村里没有铁匠铺,镢头要到集上去买回来,由自己的父兄指点着,装上把子,楔结实了。这木把子通常取自沟里的砍头柳,选一根粗细合适的椽子,截成三尺来长,刮磨得顺溜可手,没一点磕疤。楔把子是有讲究的,角度太大,挖起来费劲,角度太小,又带不起多少土,效率太低,所以,老镢安好后,还要经过老汉们的反复试验和调整,觉得合适了,才会给年轻人用。我们知青到村里,使用的每一把老镢,都是老乡们这样装好了送到我们手里的。

    为了让木把和铁镢结合得更紧密,老乡们通常会在镢帽里垫一块旧鞋帮子,就像阀门里的垫片。用得时间长了,镢头就会松动,最好的办法是将镢头在水里泡一下,楔子和垫片吃了水发胀,自然就紧了,但山里没有水,我们年轻人就往镢上撒一泡尿,照样管用。

    其实老镢也有大小之分,小的叫小镢,可无论大小,总会有一把带在受苦人身边,你若在山里见到个受苦人没带着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好像战士没了枪。老镢对于受苦人来说,不仅仅是种庄稼的工具,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它都是人们的好帮手。在山上砍柴用它,连根带梢一起挖走,把柴用腰子一捆,老镢把子一插,扛在肩上,从背后望去,就像一堆柴草自己在动,老镢此时就成了挑担。修路补桥时用它,有时路被雨水冲出了壕沟,就近从土崖上刨下一堆土,填平夯实了,看着舒坦。这种事受苦人在上工路上随手就做了,用不着别人来安排。陕北人打窑洞主要用老镢,那些把式们斩窑面留下的镢痕,就像花纹那么整齐漂亮。受苦人在走路时也离不开老镢,陕北是山路,有时在陡坡上无路可走,便用老镢先掏个脚窝,把镢砍在土崖上拽着,脚下轻轻一点,人就越过去了。甚至在地里休息的时候,也离不开老镢,人们把镢头往地里一插,镢把就成了板凳,或者躺下,枕着镢把也能睡个舒服觉。

    到了闹红的时候,老镢又变成了革命的武器,民歌里唱道:镰刀斧头老镢头,砍开大路穷人走。我想老百姓哪有那么多的武器,能找得见的只有老镢,使着也顺手,壮壮声势也还凑合,真到了战场上,用老镢的,肯定吃亏。不管是不是真的用它去打土豪,作为艺术形象,老镢与受苦人搭配是最贴切的,如果换成别的,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烟袋

    烟袋好似陕北受苦人成熟的标志,男人当了家,脖子上若还没有挂上个烟袋锅子,就像嘴巴上没长毛,叫人觉得不那么踏实。男人们凑在一起谝闲传,先拿出烟荷包,用手指头捏出烟末装好,用火镰点着,嘬上几口,才慢慢地说话,显得那么稳重,言语也有了分量。

    抽烟也分讲究和不讲究,不讲究的,拿个树根挖个洞通个眼就能抽,那讲究的,烟具必须成套,有烟锅、烟杆、烟嘴,烟荷包和火镰。烟袋锅子有全铜的,也有杆子是鸡骨头木的,烟嘴是玉石的,用绳子与荷包连起来,或挂在脖子上,或别在腰带上。男人不像女人,好歹还能在耳朵上带上个环子,在衣服上配朵花。男人的装饰物就是烟袋,所以,烟锅通常都被擦得锃亮,荷包上也会绣上花。谁家的烟具好,男人抽烟时的表情都不一样。

    火镰这东西我是到了陕北才见到,有点像城里女士们拿的小钱包,只是边上镶着厚厚的钢条,里边装着火绒。这火绒一般是由艾草的叶子晒干了,撕成絮状做成的。抽烟的时候,把火绒撕下一点裹在火石上,用钢条铿铿地打着,迸出的火星燃着了火绒,再慢慢地移到烟锅上,抽烟的人紧嘬几口,才能把烟叶点着。

    我很喜欢看老乡们打火镰,觉得这应该像祖先们的钻木取火,就像变魔术似的,在火石的撞击下,火绒开始冒出一丝青烟,人们捧着它,小心翼翼地吹着,直到它闪出暗红色的火光。我想这种取火方式恐怕有几百年之久了,却依然保留到今天,在别的地方只存在于文字记载上的东西,却让我亲眼见到,也属不易了吧。

    其实陕北那时也有火柴,家家只是点灯烧灶的时候用。火柴要用钱买来,一天用多少根得算计着,抽烟用量大,没数,所以还是用火镰合适。

    由于取火不易,烟瘾大的人就得格外珍惜这火种,一锅抽罢,他们就脱下鞋,把燃着的烟灰磕在鞋底上,陕北的老山鞋底子厚,又被土给浸透了,禁烫,新一锅烟末装好,便把烟锅凑在鞋底子上,扣住那一点烟灰接着抽。所以你在陕北能见到这样奇特的现象,人们在捧着老山鞋喷云吐雾。

    俗话说烟酒不分家,男人们在一起抽烟,相互之间又显得亲近了许多,谁觉得自家的烟叶好,便要请周围的人都尝尝。装了锅新烟,又懒得打火,便可以凑到别人的烟锅上去借火,两个人的烟锅叠在一起,一个使劲吸,一个使劲吹,直到引着了才分开。

    烟草是人们在窑前屋后随意种的,成熟后,便把烟叶一片一片地用绳子穿起来,挂在墙上去晾晒,待干透了,揉成碎屑装到荷包里就成,不像人家烟厂要经过烘烤和发酵的过程。这种烟抽起来,又呛又辣,像根铁条顶在嗓子眼上,咽都咽不下去,除了烟瘾极大的人,知青们一般都不会碰它。有时和老乡们凑热闹,用人家的烟袋抽两口,也是入口即吐,不敢真的吸进去。知青们下乡,和老乡们打成一片,农村的饭也吃得,衣也穿得,惟独这烟抽不得。我们都喜欢在头上系白羊肚手巾,可在脖子上挂烟袋锅子的,还真没几个。

    说起抽烟,恐怕很多知青的烟史都要追溯到插队,我就是在离京的火车上,抽的平生第一支烟。到了村上,便陆陆续续地抽了起来。知青们大都是买烟抽,通常是《三门峡》《墨菊》《红舞》之类,记得最便宜的一种叫《羊群》,才六分钱一盒,品质低劣,使劲嘬都不出烟,那味道就不用说了。

    生产队那时也开会,一般都在晚上,有时也让妇女参加。全队的人把窑洞挤得满满当当的,老汉们坐在炕上,汉子们蹲在地上,婆姨们则靠着门窗倚着。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烟,陕北汉子不多说话,一边听着,一边闷头抽,窑洞里烟雾缭绕,憋得人喘不过气来。婆姨们被呛得跑了出去,仰头看窑顶的小窗户呼呼地向外冒烟,像着了火一样。

    当然抽烟算不得什么好事,不过我想,很多人都习惯在手上摆弄东西来解闷,婆姨们有针线,没事就在那里缭着,男人们呢,手也不能闲着,捏烟叶,打火镰,擦烟锅,过烟瘾只是一方面,烟具之于成年男人,其实就是他们手里的玩具。

破棉袄

    我插队的时候陕北穷,受苦人的衣服只分棉衣和单衣两种,没有什么春装和秋装之类。高原寒冷,一年四季,秋冬春三季,人们都离不开棉袄。插队三年,我穿棉袄的时间比穿单衣的时候多,所以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

    棉袄对受苦人来说,算得上是一个大件物品,里儿面儿都得有,费布多,还得絮上棉花,要把全家人的棉袄置办齐了,对于庄户人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基本上是一人一件,没有富余。做棉袄用的是庄户人自产的粗布,用煮青染了,黑里透蓝,里边絮的可是好棉花,也是自家种的。我们住在塬上,缺水,受苦人新棉袄穿上身,就不再拆洗,直穿得被黄土渍到布缝里,变了颜色,领子袖口蹭得油黑,胸前饭嘎巴一片,背后一层层的汗碱印子。好在这粗布的面子厚实禁磨,穿个三五载也不会烂,肘和肩的部位着力最多,容易破损,勤快的婆姨及时给补上,对付着再穿个几年。所以我说是“破棉袄”,因为在村里,新棉袄实在少见。

    春秋两季,人们要到山里去干活,天还没亮就得起身。陕北温差大,早晚寒气逼人,上工的人都把棉袄裹得紧紧的。俗话说“七棉八棉,不如腰里一缠”,老乡们都有一条用生羊毛织的腰带,长长的,可以在腰上围个几圈。知青们没有,便扎上从北京带来的帆布武装带,显得不伦不类。大家都是缩着头,揣着手,紧抱着胸,像逃难的,黑乎乎的一群在山路上走。到了地里,天才蒙蒙亮,露水把人的鞋都湿了,冷气依然不散,手冻得连镢把都握不住,勉强挥着,只听得浑身关节咯咯作响,那棉袄也重得铁板似的。

    直到太阳把地皮晒干,人也活动开了,脊背上冒了汗,才把棉袄脱掉,扔在地头。我们知青还有件衬衣,老乡们多数是光膀子。捂了一冬,此时便见白花花的一片,敢情人家劳动人民生来也是细皮嫩肉的,不比城里人差,待晒过些时日,才能慢慢变成古铜色。棉袄先在地边上闲着,到了歇晌的时候,便又派上用场。找个向阳暖和的地方,把棉袄摊在地上,人往上一躺,半铺半盖,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好生解乏,到下午起身,浑身又充满了力气。所以,直到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进山干活,还是要带上棉袄,只不过没在身上穿着,而是在镢头上挂着。

    老乡们告诫说,在山里睡觉,不管天气多热,人一定要躺在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千万不能到阴处去,否则,即便是有棉袄的铺盖,还是会受凉的。我的同学王秉坤不信这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在一个酷热的晌午,独自跑到一个阴凉的山洼里去睡,一觉醒来,腰便不能动了,膏药贴了无数,到离开农村时都没好。

    破旧的棉袄,在外人眼里,只代表着贫穷,可对于受苦人来说,这东西体贴实用,不管你用它背负沉重的柴草,用扁担磨损它的肩头,或者把它和泥土滚在一起,它都会忠实地为你服务,贴住你的身,保护你的温暖。尽管它的样子是苦涩的,还散发着汗味,可在寒风中,它就是受苦人最好的伙伴。

   这三样东西,是陕北一个时代面貌的浓缩,到如今,恐怕很难见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就连受苦人这个名称,也不大被人提起。但它们并没有消失,老镢依然在挥舞,只不过开垦的是自家承包的土地。破棉袄还在穿着,里面可能添了件毛衣。你若和老乡聊天,他也许会从怀里掏出过滤嘴的烟卷让你。在外人看来,这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但它们毕竟在曾经的岁月里与我们朝夕相伴,也许是出于“敝帚自珍”的心理,在我的记忆中,它们始终占有一定的位置。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提起这些不单是怀旧,社会的发展变化也需要些参照物,让人明白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附:陈幼民速写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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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涨水

 

陈幼民

 

当我们淌过延河到达南岸的时候,西边天上黑沉沉的云已经压了上来。峡谷里的风带着水气,吹得人周身凉爽。延河的水刚刚过膝,脚趾踩着硬硬的石底,任水流挠着脚心,痒痒的。我们从遥远的旱塬上下来,许久未和水如此亲近了,一行人淌来淌去,嬉笑打闹,就是不愿意离开河道。

我们插队的村子,在高高的塬上,离延河还有三十多里的路。虽然平时给家里写信,常说我们生活在延河边,那只是一种象征的表述,延河实际上与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偶尔到河边走过,见到这里的人们傍水而居,心生羡慕,这次好不容易和水亲密接触,怎能不玩个痛快。

连保子有些着急了,他是我们的房东,受队里委派,带着知青们到延河南岸来割荆条,而不是玩水的。来回六七十里的路,要当天返回,不抓紧时间哪成。在他的连拉带拽下,这帮大男孩终于上了岸。

延河南岸的山坡上,长着一蓬一蓬的灌木,有一人多高,连保子告诉我们,那就是荆条。奇怪的是,一河之隔,北岸的荆条就长不起来,即使有那么一半棵的,也是半死不活,高不过膝。而在南岸,则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我们扑向树丛,各自守住一片,挥舞起镰刀,拣那枝条长的割下来,再打成捆。众人拾柴,七手八脚,不一会儿就积了一堆。这荆条可是个宝,我们挑粪的筐,存粮的囤儿,都是用它编的。本来这东西在集上也可以买现成的,可当时不是讲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吗,大家一致决定要自己动手编筐,学会一门手艺,所以,便有了此行了。

山里人会看天,自打过了延河,连保子就显得有些心神不宁,他不时地看云看水,催促着大家快点割,这时风刮得更紧了,黑云直压在头顶上,延河的水也在涨,三个小时不到,河面比我们过来时几乎宽了一倍,远处还传来沉闷的声响。连保子终于忍不住了,他大声地招呼大家,赶紧收拾东西,向北岸撤。他说,如果上游再下雨,引起山洪暴发,我们将被困在此地,回不去了。我们看着他那严肃的表情,又看看阴沉的天,也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大家捆好荆条,别好镰刀,排成一队,顺着来时的路,慢慢下水,向北岸进发。

此时延河的水已经没过了腰,水流明显加快,颜色混浊,稠乎乎的。虽然我们下水前都脱去了长裤,有几个小子甚至光着屁股,但还是感觉到巨大的冲力。水里像有无数只手,拽着我们的双腿往下拉,稍不留神就会跌倒。我们头顶着沉重的柴捆,一步一步的向前挪,脚下似有百斤重量。一只脚站稳了,再挪动另一只。大家都怕滑倒,虽然我们都会游泳,但在这湍急的水流中,那三脚猫的功夫还管用吗?

好容易登上北岸,还没来得及擦干下肢的黄汤,只听得天空一声炸雷的巨响,那雨瓢泼似的就下了起来。狂风挟着雨水乱扫,打在赤裸的皮肤上生疼,几个人抱头鼠窜,寻找着避雨的地方。忽见前方不远处的沟口处,有一片石崖,崖壁向里凹,好似半边屋脊,几个人躲进石崖下,稍稍的喘了一口气。

这种雨,老乡们称作“老白雨”,下起来,天地皆白,急不可挡。我们放眼望去,延河与对面的山,都看不见了。滂沱大雨一阵紧似一阵,你根本看不清什么雨丝雨线,只觉得天上是裂了口子,哗哗地往下倒水。这雨打在河床上,又激起团团的水雾,反上天空,即刻又被风横吹开去,好似蛟龙翻腾,激战犹酣。河边的树木,被吹弯了腰,树叶抽搐着,纷纷落地。雷声、水声、风声、雨声搅在一起,在耳边响成隆隆的一片。我们藏身的地方,虽然崖顶遮住了头上的雨水,可寒风依旧迎面吹来,把冰凉的雨水一阵阵的泼洒在身上,冻得人瑟瑟发抖。山坡上所有的沟沟坎坎,凡是能走水的地方,此时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瀑布,从四面八方向下倾泻着雨水,我们所在的崖底,顷刻变成了水帘洞,水流就挂在我们的眼前,封住了视线。更可怕的是,我们脚下的这条小沟,刹时变成了一股汹涌的浊流,而且越来越宽,慢慢逼近我们的脚边。随着水流的上涨,我们一步一步的后退,最后,身子贴到了石壁上。无路可逃,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水在身边咆哮,却不敢移动半步。因为我们知道,山水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别看它只有几米宽,你一旦被它冲到,就得任它摆布,休想站立片刻。

面对这险境,我们不禁有些惊慌,可连保子却相对平静。他靠着石壁蹲着,掏出烟袋锅,费力地打着火镰。他已经把我们安全地带过了延河,可以松一口气了。至于山野遇雨,对受苦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他终于把烟锅点着,一口一口地嘬着,暗红色的火光映在他的脸上,显出一丝柔和。连保子的镇静也感染了我们,大家不再惊慌,紧抱双臂,静静地等待着。

雨还在下,只不过风没那么强烈了,不再把雨水吹到我们身上。老天爷似乎也有点累了,雨速渐渐慢了下来。沟里的水,漫到脚边,也没再涨了。大家暗自庆幸,踏下心来和白雨耗时间。有人在闲侃,有人甚至打起了瞌睡。也不知过了多久,天空开始变亮,头上的瀑布在逐渐变小变细,最后滴滴答答的断了气,雨终于停了。脚下的湍流露出了石底,黄土山被浸成了深褐的颜色,甚至有一缕夕阳照到了对面的山坡上。

连保子磕掉烟灰,把烟袋别在腰带上,起身对我们说:“回咯。”

众人穿好衣服,收拾好荆条捆,走出崖底,回首一望,人人咋舌。延河已不是匍匐在河道中间温柔的样子,它暴长了百倍,成了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淹没了河滩的农田、河岸上的公路,挤着两边的群山,咆哮着肆意的奔流,那浓稠的黄汤,不时激起丈高的大浪,裹挟着从山上和村庄里冲下来的柴草、树木,浩浩荡荡地向下游倾泻,势不可挡。水流之快,让我们有些眼晕,虽然站在安全的地方,还是感觉到它强大的气势,有一种被它吞没的恐惧。

夕阳把整个峡谷染成了古铜色,那洪水金涛翻滚,泛着光亮,倒也是罕见的奇景。众人观水,赞叹了一番,便起身往回走。陕北这地方,暴雨来的快去的也快,雨过地皮干,存不住水,刚刚放晴不到半个时辰,山道已和平时一样,脚下没有一点湿滑。我们扛着荆条,盘旋着慢慢登上塬顶。

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心底感谢连保子,正是由于他及时提出撤退,才使得我们免受洪水的围困,平安地踏上回家之路。

延河每年都要发几次脾气,别看它平时细小瘦弱,可一但山洪暴发,还是让人感到恐惧。我印象中,最厉害的要属一九七六年的那一次。延河几乎摧毁了半个延安城。东关那一带的许多房子被夷为平地,洪水还席卷了延安革命纪念馆、王家坪遗址,将许多展品冲毁。曾为毛泽东坐骑的那匹白龙马的标本,也在水中沉浮,被我的一位老师救起,他为此还立了一功。王家坪新建的钢筋混凝土大桥,几百吨重有篮球场那么大的桥面,被打着旋儿地冲到了下游几里路外的地方。作为延安精神形象代表的杨步浩老英雄,竟然也死于这次洪水。

不仅是延安,下游的许多城镇,也遭遇了灭顶之灾。我的一位同学当时在延长县工作,他说,你不知道那次的雨有多大,人站在窑里,拿着脸盆,把手伸出去,马上缩回来,就能接满满一盆水。那洪水可真厉害,冲进窑洞里,打个旋儿,立马退出去,窑洞里顿时空空如也,连个纸毛也剩不下。他反复念叨:就一下,就一下啊!那回延长县的半条街,被洪水洗劫一空。这里原本就贫困,我不知道,人们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挽回这巨大的损失。

我在延安生活的岁月里,有一多半的时间是伴着延河度过的。在黄土高原的河流中,延河算不上长,也算不上大,平日里,它安静而温顺,就像周围的老百姓。虽然它的流量有限,帮不上人们多少忙,可在陕北那干旱缺雨的环境中,它依旧受到人们的珍爱。“远看黄河一条线,近看黄河像海边。”延河虽然没有黄河那么宽,但也是我们在山屹崂里见到的最大的水面了,它多少协调了人们对水的渴望,有一条河总比没有强。只不过我们总是习惯它在缺水时温顺的样子,而忽视了岸边高高的水线给予人们的警告。河流毕竟是河流,有它的缠绵,也有它的野性,如果此认识不足,因而受到了伤害,平心而论,多半还是人的错。


作者简介:陈幼民,男,1969年在延长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插队,1971年底在延安大修厂工作,1973年至1976年在西安美术学院上学,1976年至1984年在西安美术学院任教,1984年至今在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工作,现为中国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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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幼民

我下乡的地方,是陕北延长县。落户的村子,在延河北岸,叫郭家塬。

谁在哪个村插队,是在北京时就分派好的。当时我们接到通知,却都不知道这个“塬”为何意,忙去查字典。字典上写道:“塬,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成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这几行字,反而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疑惑,难道我们将要住到一个高台子上,“四周陡峭”,人可怎么下来呢?

等到了村里才知道,所谓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座孤立的四方高台。它其实就是顶部平坦的黄土大山,四面八方有山梁与它相连,有坡可上,有路可行。塬也有大小,渭北的塬,攀上之后,行百里也不见头。而延河以北的塬,只可称作残塬,顶上平地已经不多了,断断续续,大的面积不过几十亩。它更像是一块平原的残骸,在沟壑中,保留了一点旧日的身份。和周围的山峁相比,塬的地势最高,俯视天下,有股君王气势。从山下望去,塬上村落,状如点苔,高傲而孤寂。

黄土高原上的村庄,基本上处于三种地型,就是川、沟、塬。当然还有些半山半坡的。虽然只是山上山下,鸡犬之声相闻,但不同的地理环境,却使三种村落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能够生活在川里,在我看来是一种福份。河水在高原上冲撞,留下了大片的河滩地,有的宽长各数里,平坦开阔,常见当地农民将其伺候得像棋盘似的齐整。村庄紧靠田地,生产自然便利。所以人们对川,多有溢美之词,什么“米粮川”之类。但我更看重的,是这里交通的便利。因为陕北的公路,大都是顺着川走的。每日可见汽车来来往往,多少带给人一点时代的气息。县上的一些机构,也多建在川里,如林业站、变电所等。所以川里的农民,比起山沟里的人,显得开放了许多,说话都经常带些新名词儿。不像我所在的村子,虽然离公路只有几十里路,竟有些老年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汽车。

然而,如果和沟比起来,我还是愿意选择塬。

住在沟里,开门见山,像屏风似地挡住视线。日出三竿,沟里有些地方还是黑的,傍晚夕阳正红,沟里却早早没了光亮。除了眼巴前儿的几里路,很难看出山去。

塬上就不同了,天高地阔,一抬眼就可望穿百里。那些沟峁坡梁,层层叠叠,尽在脚下。每天迎日出,送日落,云起自何方,雨洒在何处,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有时晨起,高原一片云海,山头变成了孤岛,风起云涌,拱着一轮红日跳出来,甚是壮观。我就想,此等美景,沟里如何能见得到,天低云暗,好不憋屈。

记得曾有哲人论证过,说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与所处的海拔高度相关的。所以平地上的人们,时常要“登高望远”,“会当凌绝顶”,去寻找“一览众山小”的自信。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住在塬上,才使我们插队时的心境,相对好了许多。不顺心的时候,站在山头吼上一气,让那些烦恼,随着风飘得远远的。有时就在塬畔上坐着,一语不发,望着天苍地莽的景色,使心境慢慢平复下来。后来我出去学了美术,采风时回过村里,发觉山前山后尽是好风景。当年虽没有这样的专业心理,但高山长云毕竟给了我们些许的抚慰。

可塬上的生活,也有致命的缺点,就是缺水。我这里说的缺水,是指生活用水,因为在陕北,不论是川、沟、塬,基本上靠天吃饭,水浇地甚少。但川和沟,靠着河流与山泉,吃水是不用发愁的。那里大都有雕凿得很好的水井,而且一个村子还不止一处,担水并不需要走多远。我常见沟里的婆姨女子们,在小河边洗衣服,顺着河沟排成一长溜儿,说说笑笑,捶捶打打,好不热闹。这种景象,在塬上是看不到的。女人们是离不开水的,不论生在多么穷的地方,也总是要梳洗打扮。尤其是川上的女子,甭看成天也是粗茶淡饭,却长得葱似的水灵儿,皮肤白嫩,都说是水好的缘故。人们对塬,可没什么好话,冠之旱字,称作旱塬。所以在女人们的心里,塬是个可怕的地方。她们不愿嫁到塬上去。有歌谣这样唱道:“你大你妈爱吃蒜,把你嫁到塬上边,塬又高,井又深,手扶辘轳骂媒人”,就代表了她们普遍的心理。平地人编排了许多塬上人的生活故事,如一辈子洗几次脸之类,作为笑谈。也难怪,塬上缺水,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们村口有一个不大涝池,积存了些雨水,每日里牲口在这里饮水,婆姨们在这里洗衣,那水早已变成了浓黑的颜色,发出腥臭的味道,可人们仍在使用。若在沟里,别说用了,恐怕看一眼都觉得恶心。

塬上的人吃水,一靠驮,二靠挑,三靠窖,也就是旱井,积存些雨水。我喝过窖水,用桶打上来,水黄黄的,上边浮着羊粪和柴草。当时口渴,顾不上许多,吹开了就喝,也从未拉过肚子。老乡告诉过我这样的故事,说早年间大旱,窖里的水也干了,有一个年轻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家里贫穷,没有牲口驮水,万般无奈,母子俩到山下打了一小桶水,用根小棍儿穿着,俩人几步一歇,提着往山上走。回到半路,见塬顶飘来了乌云,也听见了雷声,心想,既然下雨,窖里肯定有了水,母亲心疼孩子,就把水泼掉了。不料上到山顶一看,那云并没有落下雨,而是飘到别处去了。寡妇懊恼丢了水,一时想不开,竟然自杀了。这个故事足够心酸,但我宁愿相信它是个极端的个案。可塬上人宁肯给你吃个馍,不愿给你喝碗水的记载是有的。如果不是插队到这里,我怎会想到还有人在如此缺水的环境下生活。

驮水是塬上人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由于壮劳力要上山干活,这项工作通常由老人和孩子们承担。每天早饭后,人们赶着毛驴,驮着木桶,成群结队地从塬上下来,驮满了水,又慢慢悠悠地往上爬,一趟大约得两三个小时。驮水的桶叫驮桶,木板做,铁条箍,全封闭,桶壁高于桶面。桶面上留两个小孔,供灌水用,水灌满了,用木塞塞住。木桶上有一道结实的横梁,这桶空的时候就不轻,灌满了水,足有七八十斤重。若是一个人去驮水,把这两满桶水放到驴背上需要些技巧。驴背上有一个专门用作驮水的木架子,先要把一只桶横放在木架上,扶住,另一只手提另一只桶,一个猛劲儿,提上木架的一端,那只桶再斜放下去抵住另一端,两个横梁相对,迅速用铁链栓好。陕北的驴普遍个儿小,两桶水压上去,颤颤巍巍的,在陡坡上亦步亦趋,看得人心惊肉跳。驮水的路,是村里最繁忙的路。天旱时,路被牲口踏成厚厚的浮土,你若见山梁上黄土飞扬,就知道,驮水的人下来了。

知青们用水多,两桶通常不够。仗着干农活锻炼了肩膀,就再挑一担水上去。一担水近百斤,驮水的路是道大坡,几里长,坡度很陡,担子一上肩,就没个歇处。直到窑里,这担水才能放下来。担水上山,既是个力气活儿,又是个技术活儿,身体得就着扁担颤悠的劲儿,一步一摇,稳稳当当,水不得洒一滴出来。否则到家只剩半桶,会被人笑话。能挑水上山的人,当是好把式。

我们塬下的沟掌里,没有石崖,泉水是从地表涌出的。人们见哪处泉旺,就掏个坑,用柳树枝在周围拦一拦,权当井口。下场雨,就没了,还得重挖。水取得多了,井就浑了,人等不及,浑水也灌,到缸里慢慢澄着去。

水取之不易,用起来就格外当心。生怕糟蹋了。这两桶水,首先要顾了全家人的饮与食。家里人口多的,还真得估量着用。平日里半盆水,能把全家人脸擦个遍,剩下的,还要擦灶台、瓦瓮、炕沿儿。盆底儿,让狗舔干净。余下的水,还要喂猪和其它牲畜。

农忙活紧,庄稼汉饭都在山里吃。往山里送饭的人,一头挑着干粮,另一头挑着水。这水可不是什么米汤之类,而是从家家户户聚来的蒸锅水。婆姨们把蒸熟的玉米馍用手巾包好,装上一小茶缸腌酸菜,然后将蒸锅水一点点舀到桶里,送到山上还是热的。蒸锅水可不好喝,一股屉布的味儿。人渴了,也不管什么味儿不味儿,灌到肚子里再说。有时蒸锅水也不够喝,就去担窖水。我在上边说过喝窖水的滋味。如果山里地块儿离村子远,连窖水也担不上,渴急了,就爬到哨洞里去寻找积存的冰雪。也真有奇的,六月天骄阳似火,洞里还真有残雪,捧出来,吃到嘴里,冰得扎人。每天干活回来,除了累,就是渴。一进门,扑到水缸前,用马勺舀起来就是一通狂饮,方才解气。

喝水都如此困难,洗就免了。知青们一个月不洗脸,半年不刷牙,成了常事。好在大家都如此,谁也别说谁。记得插队半年头上,几个人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要刷牙,费了半天劲儿找到牙具,站在门口一通鼓捣,引得一圈儿人围着看,学生家口吐白沫在干吗呢?衣服就更别提了,棉袄蹭得油亮,蓝制服成了土色,有的知青新衣服上身,一直穿到烂到扔,竟然一次都没有洗过。加上有些人确实懒点,满脸渍泥,袖口挂絮,说是斯文扫地,一点不假,狼狈得竟不如当地村民。当然这是极端。也有爱干净的,衣服一次不洗也不像话,就专门歇工一天,把衣服驮到山下去,好歹过一遍水,晾干了,再驮上来。这是实在看不过眼了,才会如此大动干戈,一年之中,有数的几回。

当然如此邋遢,也不都是缺水的原因,反映了一种颓唐的生活态度。原因多种,这里不加评论。插队的生活,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地方,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关于水的故事。

现在的陕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插队的村子,早就抽水上山,目前,又在打深井,旱塬喷水的景象很快就会出现,恐怕没人再喝蒸锅水了。延安有些地方,驮桶已经变成收藏家们竞相追求的藏品。听到这些消息,我很欣慰。解决吃水问题,是为当地人民造福的一件大事。但在整个西北地区,现在仍有许多乡村吃水困难,生态环境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而且水资源的浪费,在很多地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没水的地方要让它有水,有水的地方可千万别变了没水,因为缺水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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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延安落了户

词:沈  毅


曲:耿宏伟




















注:歌曲《我在延安落了户》是延长县安沟乡(公社)多海村北京知识青年耿宏伟和沈毅二人于一九七四年共同创作,沈毅同学作词,耿宏伟同学谱曲,取笔名宏艺,此手稿已珍藏了35年。


巍峨的宝塔山喜迎朝阳,滚滚的延水欢乐扬波,我千里迢迢来落户,毛主席当年在这里战斗过;我千里迢迢来落户,毛主席当年在这里站斗过。

杨家岭前把誓宣,多像当年的小八路,延安老撅拿在手,老红军战士故事稠。

渴饮延水心里甜,爱吃米饭米馍馍,土窑洞里灯光闪,南泥湾篝火心中燃。

赤脚扬鞭手扶犁,红色种子撒满地,广阔天地上新课,延安精神结硕果。

山丹丹开花火一样红,倾停新一代的脚步声,山高水远路更长,延安路上大步走。

在谷田里

舞蹈:二月里来好春光

舞蹈:亲人迎过延河来

荞麦地里

难忘故土:2004年耿宏伟回村看望乡亲


安沟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曾经住过的土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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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在延安落了户》原稿是以照片形式显示的,故未能传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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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延河一滴水》

                    黄越江


延水自陕北高原流出

川流不息日夜流淌

绵延不绝溶入江河

一路浩荡扑向海洋

最终找到自己的归宿

到达生命的极致


知青命运好象云中的水露

冥冥之中随风飘荡

高原之上落土生泉

插队陕北落户延长

人生便在这里启航

一如这延河的水

发源于黄土

澎湃于天外


沥沥天水

涓涓地汤

天地凝晶

清泉潺湲

融集交汇

碧九溪而苍十泱

四十年了,没断

流啊淌,一直在伸展

在延长…


汇入浩荡的那滴延河小水珠

根本分辨不出原本的清浊

早已不见当年的模样

溶在历史长河的洪涛与细浪

他只随波逐流

沉浮着翻滚着

时而温情万种清流宛转

时而汹涌澎湃万丈狂澜

几近干涸几经磨难

几多辛酸几度悲欢

活脱重彩斑斓画卷

恰似九天无极河汉

总萦绕在脑海

直把颗心儿搅乱…


我是延河的一滴水

我从陕北高原沟壑淌来

无论流到哪里

总在感恩接纳我的那汪泉

未曾忘记山村的那眼井

时刻记挂村前的那道川

因为那是我生命的摇篮

是我心灵永不干涸的源泉


2010年3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 黄越江,男,北京外国语学校学校毕业,1969年2月~1970年9月在郑庄公社郑庄村插队,1970年9月-1976年10月先后在汉中490厂、四川成都420厂、陕西西安430厂当个人,1976年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218厂、中国五洲工程咨询公司、中国兵器工业第五设计研究院四所北京北方天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改为中兵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工作曾担任干部、项目经理、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职务,现内退。



黄越江、冀蒙参加副业队,赶驴车,拉石头

背靠郑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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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插队》

陈幼民

难尽悲欢四十年,几回梦晓看灯残。

高原孤影秦河月,野长歌寂寞天。

轻扫落花惜往事,漫将俚语写从前。

桑干更度秋山晚,纵是相思也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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