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今天就先发这么多，部分文章如作者提供了照片的，我们都在文中附上，因不好与文章一起上传，就没传，没有提供照片的，请作者看见了后，请提供过来。

还有许多，请慢慢欣赏。

 

 记李家湾水电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朱 亮  马新生

                                                                                                                                                                                              

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李家湾水电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1970年的下半年成立的，开展活动持续了有一年多时间。                                                                                                                                                                                                                                 

 

当时李家湾水电站刚刚开工，四方民工云集在此，其中有部分北京知青。每天开山、凿石、筑坝、钻洞等各项劳动开展得热火朝天。为了活跃民工的文化生活，激发民工的劳动热情，当时工地指挥部负责宣传活动的谢姓干部（来自省城西安）、石姓干部和当时负责管理黑家堡公社北京插队知青的北京干部樊题文等领导，研究决定成立“李家湾水电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抽调参加宣传队的全是北京插队知青，先后有25人。留在宣传队时间较长的女同学有：朱亮  孙伟程  高益玲  张冀平  关再华  薛宝根  付琼  吴北玲  高红十；时间短的是涂光晋 李明芳  刘旭江  孙彬彬  于默林。时间较长的男同学有：马新生  王伟哲  徐昭  苏小平  马清林  钟大陆  王洁生；时间短的是郭建农  王大同  冯家璋  黄穗光。

宣传队当时指定朱亮为队长，马新生为副队长，后期郭建农也任过副队长。宣传队员有任务时就集中在一起编排节目和演出，平时参加工地劳动。

这支队伍的指导思想和要求，即：要密切联系水电站工地的中心工作，做好宣传工作，激发民工的劳动热情，活跃民工的文化生活。

在当时那个文艺作品匮乏的年代，宣传队最大的特点就是联系实际自编自演。节目形式多以三句半、对口词、快板、表演唱、舞蹈和小话剧为主，大型节目就是排演革命样板戏的片段。

初期,演出的节目以面向在水电站工地干活的干部和民工为主，为此我们创作了解决民工安心工作的小话剧《上工路上》，反映热烈劳动场面的歌舞《工地战歌》。由于排演的节目就是身边发生的事，表演节目的演员就是平时在一起干活的人，因此台上台下气氛非常融洽。1971年春节为配合指挥部组织民工会战，宣传队因陋就简自制道具，用纱布彩纸做藏裙编排表演舞蹈《红花献给解放军》，自制各种服饰排演歌舞《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编排的节目形式多样，不到二十人的队伍成功组织了一台节目，当用手风琴、二胡、锣鼓镲等简单乐器排出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深山问苦”一场作为压轴戏谢幕时，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如此的宣传效果让指挥部领导很满意，并在很多场合给予表扬。

在工地的成功演出之后，延长县正在召开“三干会”，宣传队代表黑家堡公社参加了那里的文艺汇演，除《工地战歌》保留节目之外，又结合全公社形势创作出《送肥记》、《向阳路上》等小歌舞剧。汇演之后又按公社的要求送戏进村巡演到公社所属的很多生产队。当时，我们的队伍身背背包，手捧毛主席画像，携带着锣鼓镲、乐器、用具和道具，一路步行走过山山峁茆宣传到各村各户。

     宣传队在延长县的演出十分成功，继而又与其它公社的演员组成演出队共同代表延长县参加了延安地区的汇演。最后又组建成北京知青赴京汇报团的文艺演出队伍进京汇报演出，我们宣传队创作的小话剧《鞋的故事》被选中（后更名为《鞋》），剧中描述了陕北军民在战争年代的鱼水深情，当时也是唯一从基层选上的，作者是张冀平（现名何冀平，后就读中央戏剧学院，现为资深剧作家）。

1971年底因宣传队的很多骨干被招工离开了当地，宣传队便没能集中起来活动，这个组织形式也就不存在了，随后便宣布解散。一年多的宣传队生活对每个成员有着全面的锻炼，在其人生道路上的影响和作用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作者简介：朱亮 女 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1969年1月到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插队，1974年到西安矿业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国有煤炭系统工作,曾做过大型国企的党委组织工作，后任党委书记，2002年退休现定居在宁夏银川市。

马新生 男 1950年10月出生在北京，北京31中学学生， 1969年1月到陕西延长县黑家堡公社张家塬村插队。1972年5月到北京化工学院上大学，1975年底至今，在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工作。

 

 

 

难忘的记忆

                       刘  新

 

    我是刘新，1969年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北京第二十八中学六八届初一年级的九名男女同学和其他知青一样，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陕西省延长县郭旗公社杜家沟生产队插队落户。从此开始了一段激情共理想困苦伴磨练的难忘经历，特别是同学友谊乡亲厚意至今是我悠悠的思绪。

   当我们这群充满革命稚气的少年，满怀无比崇敬之情刚刚踏上延安这块想往已久的革命圣地之时，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眼望皑皑群山，毛主席气势磅礴的《沁园春》（雪）便脱口而出：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当我们经过长途跋涉走进小小山村杜家沟时已是傍晚时分，乡亲们敲锣打鼓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锣鼓声欢笑声在山谷中回响。热情的队干部和乡亲们带我们走进黑黢黢窑洞后，他们就拿出黄米糕端出米酒送到我们手上。（后来我们才知到那些吃食只有在过大年时乡亲们才舍得做的）。上点儿年岁的老乡都亲切地管我们叫北京娃娃。尽管我们对陕北话还“一漫嗨不哈”，但是乡亲们纯朴善良热情好客的心意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同学们有的也拿出从北京带来的一些食品送给他们。我们这群北京娃和乡亲们一起分享着初次相识的快乐。

我们这群北京娃第一次远离父母来到条件艰苦的陕北高原，生活劳动都不习惯。队里为了照顾好我们的生活起居，一开始派了位在食堂干过的老乡给我们做饭，后来由我们自己轮流做饭队里还给记工分。当地老乡把下地干活叫做受苦真是很形象。刚刚下地干活儿的时候，我们连爬山都很吃力，热情的乡亲们都主动和我们交谈，告诉我们爬山要走“之”字才省劲，农具怎么使、柴怎么打、怎么背等等许多的基本生存知识都一一说给我们听，乡亲们还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我们出危险。我们向乡亲们也学会了看天气种庄稼、砍柴做饭、养鸡喂猪和认草识树。老区人民成了我们第一个社会实践的好老师，我们有过这段经历的知青都会衷心地感谢他们。

然而我的身体自幼体弱多病，由其是我的脾胃功能一直很差。当时在首都北京很好的生活条件下还要经常去医院，何况到了那么艰苦的地方，经常没菜吃只能用辣子伴咸盐当唯一的菜，我的胃很快就现了原形。插队不到一年我的胃就开始时好时坏，后来发展到饿了就疼，疼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到处找东西吃。但是到了七二年夏季的一天我终于还是病倒了。记得那天我们知青正在王仓大队开会，中午我突然休克晕倒。等我清醒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躺在大队医务室的炕上，医生询问过病情说：他这里只能给点儿治胃病的药，想要做检查和进一步治疗得上县医院。我们队领导得知情况后马上决定，派王生同学第二天一早和一名老乡赶上毛驴拉拉车将我送往县城。当我们经大半天时间到了县医院才知道，我的病所需的检查设备十天半月才开起一次，要在县医院检查治疗就得等上一段时间。王生同学比我还急，为了尽早看好我的病，他在县政府及医院四处找干部说明情况，终于争取到去延安地区医院的机会，并且还搭上一辆顺风车。在王生同学和好心人的帮助下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到了延安城住进了地区医院。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地区医院和县医院一样也得等。正在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大队书记刘世昌不知从哪里了解到我们的困境赶来了。他了解情况后果断决定，由他亲自送我回京治病。为了我一名普普通通的知青，刘书记放下队里繁忙的工作，放下自家的农活，千里迢迢护送我回京，这怎能不令我万分激动，又怎能不令我刻骨铭记！（要知道那往返的路费盘缠恐怕要当年的十个整劳力辛辛苦苦干上一年啊！）一路之上，刘书记对我细心照料，看到我不能吃东西，在火车上竟然想方设法为我弄到了软软的面条汤。自己却顾不上也舍得吃一顿像样的饭，这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呀！在刘书记一路精心照顾下我们来到北京。经铁路总医院检查诊断，我患的病是胃溃疡，根据发病时的情况医生判断是胃出血，危险性很大。多亏王生同学和刘书记的热情关心及无私帮助，才使我能转危为安.

而刘书记不顾路途疲劳,又马不停蹄地到队里其他知青家里看望，向我们的父母汇报孩子们的情况，好让所有父母都放心他们远在他乡的孩子。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但这份感激一直在心中久久不能忘记.可就在在今年二月，延长县委在京召开的北京知青座谈会上，从尹大姐那里才得知刘世昌书记已离开人间，这消息使我万分悲痛，我欠他的情看来只有等到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相逢之后再加倍偿还吧。

陕北插队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时间并不长，而且到如今已过去整整四十载，人生的路也走过大半。可那如烟的往事却久久萦绕于心，那些人那些事恍如昨日一般。在那极左思想横行大多数人都得不到社会公正对待的年代，我却得到了同学们的真挚友情和老区人民的满腔炽爱，这怎能不让我深深地回盼又怎能把他们忘怀。陕北高原的黄土地留下了我们知青初踏人生路的欢乐和苦难，也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血与汗，然而更多留下的是我们少年时代挚热情感。那里的山沟崖畔村庄窑洞和村前的潭水村后的果园都留下过我们的身影，随着我们年龄一天天增长，我更加思念在那里经历过的一切。每当想起那段艰苦岁月，总会令我心绪难平泪流不断！ 

作者简介：刘新，男，1969年2月9日到延长县郭旗公社杜家沟插队，1974年回京，现已退休。

 

忆在农村的日子

王  升

 

 1969年2月初，距春节已经很近了，北京的居民已闻到了春节的年味，我们却收拾起行囊，踏上西去的列车，奔赴陕北高原，去那里插队落户，同老乡们一起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一路上列车飞驰,越走景色越荒凉，我的心也越来越沉重。经过几天的火车与汽车的颠簸，我们十几个学生在中午的时候被放到了一条山沟的沟口，前来迎接我们的是生产队队长杜福喜，“学生娃可来了。”队长叼着烟袋锅子，一边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同我们一一打招呼。“队长，咱村还远吗？”“可远了赶紧走，到家就要天黑了。”队长的劲儿可真大，捡了个最大号的箱子背起就走，我们跟在队长的后边艰难的走着。望着满眼光秃秃的山梁，裸露的黄土坡，荒草随风摇曳，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放羊娃，目光呆呆地望着我们，这难道就是我们要插队落户一辈子的地方？不知走了多远，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队长指着隐隐看见的窑洞说到：“到了前边那村就是。”忽然十几个农村娃娃，一窝蜂似地向我们跑来，嘴里喊着欢迎知青上山下乡，并热情地帮我们拿行李，簇拥着我们进了窑洞。窑洞里可真黑，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还有一股股怪味，原来是一缸酸菜，炕倒是烧的暖暖的，乡亲们可真热情，不住地问这问那，并端来热腾腾的饭菜、油糕、米酒。以后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只有过年才能享受到的，可当时却难以下咽。那缸酸菜是各家各户凑的，虽然不好吃，却帮我们渡过了春天。通过和老乡的聊天，我知道我们村有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在陕北属于中型自然村，老乡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来我们村可好了，砍柴近些。”这些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深有体会，距我们村七八里远的老乡都要到这边来砍柴。第二天开始，我们同社员一起出工挑羊粪，队长给我们装的最少，和当地女娃一样多，可是我还是觉得非常沉重，压的肩膀酸痛，经过逐日的磨练，我们也渐渐和社员们一样了，早晨天不亮就去砍柴，然后同社员下地干一样的农活，吃一样的饭菜。陕北的小米饭可真香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心里看不起的农民，到觉得农民真伟大，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从不抱怨。不知不觉我在农村生活了三年，我同老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三年为我以后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就是什么苦，什么累都不怕，什么样的饭菜都能吃。我们在陕北每年开春和老乡一样上山挖野菜，中午小米饭就着陕北特有的酸菜吃得沟满壕平。记得有一次我病倒了，同学们都出工了，我独自躺在窑洞里，这时真想北京的亲人，忽然门开了，我们邻居溜溜他娘从外面进来，手里端着一大碗纯白面的面条，上面还有两个荷包蛋说：“娃娃，快吃吧，发发汗病就好了”在当时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富裕，日常都是以粗粮为主，溜溜家的情况我知道，劳力少，孩子多，白面可金贵了，不年不节的舍不得吃，我们知青在那也一样.溜溜他娘拿自家的白面给我做了一碗面条，可真香啊，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碗面。

    从陕北回到北京后，我特别注意不浪费粮食，因为工作需要我经常到各地工作，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由于习惯不同，很多同事会不适应，我却从来没有过，有过插队生活的经历什么样的饭菜我都能适应，什么样的苦活也不觉的累，在单位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劳动者，现在我已退休在家，一切荣誉也离我远去，每当我回忆往事，最难忘怀的依然是陕北高原那里的父老乡亲和那高亢嘹亮的信天游。

 

 

作者简介：王升，男，1969年2月——1972年1月在延长县郭旗公社杜家沟生产队插队，1973年离开延长，现在铁路部门工作。

 

质朴的高原人

刘一平

1969年初的腊月，春节的前几天，陕北延安地区各县城突然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上身穿着蓝色棉短大衣，脚上穿着黑色布棉鞋，提着各色布旅行包，背着铺盖卷，拿着装着搪瓷脸盆、漱口搪瓷缸、牙刷、牙膏、毛巾等物品的各色线网网兜的城市男女学生，这些学生乘坐着加装了厚帆布帐篷的卡车从铜川驶来，驶向延安地区的各县城。

记得那一天很晚了，好像是下午了，卡车到了延长县城，我们拖着疲惫、麻木的双腿从车上爬下来，很快就被早已内定的名单簿分配了，犹如一群迷失的羔羊，被一群穿着黑色、藏蓝色土布棉衣的贫下中农领走了。陕北大地刚下过大雪，所见之处一片白茫茫。县城到落户的村里有二、三十里路，先是川道，从县城向西,沿着一条北向的川道行进,开始路还好走,石子路很平坦。我们麻木的双腿开始舒展了，虽说背着行李卷，也不太累。路越走越窄，宽度不过三米左右，沿着两山之间的小溪流，走在高低不平的土石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早已疲惫不堪了，开始上山。上山的土路真是九曲十八盘，绕了一圈又一圈，背上的行李卷早已被同行的生产队里的小伙子们拿走了，虽说手里只拿着一个脸盆网兜，还是觉得重如千钧。“走上塬就到了，加把劲啊”，有人喊到，我们突然振奋了精神，步子加快了。一会儿功夫，爬上到了山顶，平展展的一大片，望不到边的平地。“这就是郭家塬大队的地了”，一个队里的壮小伙指着前面看到的一片窑洞说，“那里是咱们大队的朱家圪崂生产队，你们要去的是郭家塬生产队，就在前面，不远了”，说不远，又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平路，终于到了。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看不到村子是什么样子，只看到一棵高大的，长着稀疏枝条的柳树在夜风中摇曳，发出轻微的啪啪、啪啪声。我们一共20多个学生，分到了四个生产队落户。分配到二队的我们六个人被一位慈眉善目的壮年汉子领着，顺着一条小路，我们下到了一座山半坡开辟出的小院落里。隐约看到院落里很干净，一百平米左右大小，我们被让进了一所亮着灯的窑洞，窑洞里很亮，原来是一盏亮晶晶的马灯放在铺着苇席的土炕上的小桌上。“快坐上来吧，吃饭了”，一位面目姣好的，穿着淡花棉袄的姑娘招呼着我们，“这是我妞，叫黑妮”，壮年汉子边说着，边催促着我们上炕。这顿饭吃得很匆忙，只记得有白面馒头，有猪肉片，我们很疲惫了，吃完饭我们几个男生被带到了另一处塬上的窑洞里，打开行李卷，我们几个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后来的日子过得很快，几天后我们跟着队里派出的社员，吆呵着几头毛驴，带着几条粗布线织成的长布袋，到县城粮站领取上级单位分配的粮食、食油，粮食以玉米面为主，加以少许白面粉，小米，从此就开始了我们自力更生的生活。

    从1969年初开始,到1970年大招工,1971年、1972年的小招工，大队里的二十多个知青走了一大半，剩下的几个人几乎常年居住在北京，真正留在陕北农村生活的只有一、二个了。所谓的“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就一阵风似的，只刮了三、四年，就消声殆尽了。天还是那片天，土地还是那片土地，陕北人靠天吃饭的命运依然不会有丝毫改变，“到农村去”一纸荒唐言，郭家园大队凭空增添了二十多口壮劳力（只是分配粮食的壮劳力），按规定每人分粮按工分十分计算,一个生产队无非十几个壮劳力,分来十来个知青,一年下来,几乎分掉了生产队里一半的口粮。十来个知青一年来给生产队里贡献了什么呢，说实在话，没有带来任何益处，这就是质朴的陕北人又一次无条件的奉献。

 北京知青到陕北农村落户，说句大实话，就是当时也极少有知青认为自己一辈子会生活在这里，虽然说对前途很迷茫，但是绝对不会考虑一辈子生活在这里。既来之，则安之，活一天算一天吧，我们从开始不会做饭，经常吃生饭，到会做饭,能够在当地生活下去,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年下来，我们知青基本上与当地人们融合在一起了，大家都会说一口陕北话，男知青也拿起老农的旱烟锅抽起来了。第二年，我们从北京带回了两个铁架篮球框和几个篮球，在队里的场上与社员们架起了两个篮球架，划好场地，我们与队里年青的社员们玩起了正规的篮球比赛。从那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我们经常和年青的社员们打篮球，顺便讲一讲篮球的由来，各项运动的由来。社员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地问这问那,通过我们的嘴,向他们打开了一扇过去从未了解的世界,即使这个世界是闭关锁国的世界,对他们而言,还是一个充满了奇迹,充满了陌生,充满了渴望的未知世界。

    老乡们经常到我们窑洞里来串门，有一个老乡几乎是每天必来，只要我们劳动归来，他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掏出旱烟袋，扣上一锅烟，坐在炕沿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开始问这问那，从生活细节到世界知识，只要我们知道的，他几乎都会问到，他是这个生产大队最聪明的人之一。他从我们这里看到了如何吃菜，先前当地人只是在塬上种植土豆、白萝卜、胡萝卜、南瓜、大葱等可以储存的蔬菜，在玉米地里间种扁豆角。我们也分到了自留地，老乡们种植玉米、小麦，我们种植各种蔬菜，西红柿、黄瓜、菜花、西葫芦、芹菜、莴笋、蛇豆角、小萝卜、大白菜等县城里买得到的菜籽，我们几乎都种了。种菜需要大量浇水，刚好天景好，隔三差五的下点雨什么的，晴天也不太多，地里的各种蔬菜长势很好，我们几乎每顿饭都有炒菜，菜油几乎没有，炒菜先放盐，炒一炒，我们称之为“炒味精”，再放菜，酱油、醋都有，炒出来的菜很好吃（当时的感觉）。这位老乡见识了这些知识，与生产大队长、书记商量，在大队的川地里（有山泉水）种植了大量的各种蔬菜，收获后主要送往县城里卖掉，成为大队里的办公经费，这个菜园一直在经营，直到我们所有知青离开也没有关闭。后来我们养了猪，用猪油炒菜，味道就很正了，做出了很多品牌菜（从书上学的），引得很多老乡的婆姨都来学我们炒菜，我们很高兴。那时我们养了猪，用玉米、黑豆喂猪，猪长得特别快，猪肉自然肉质特别好，长到近二百斤杀掉了，生产队里每家老乡二斤肉，二十多家老乡没有不要的，好像二毛钱人民币一斤（县城里的价钱）。我们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老乡们所赐。同样，每次杀猪都是那位聪明的老乡操刀，杀猪后的各种肉食菜，他看着我们做，应该学会了很多做菜的方法。我们边做边讲，做完菜，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我们和聪明的老乡在一起吃饭，特别欣慰。这个老乡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生产大队里说他好的人有不少，说他不好的人也不少。枪打出头鸟，他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非常出色，在那个年代，被人忌恨是很正常的。我们钦佩他，愿意和他来往。大队里种植西瓜，种植大红苹果树，他都是领头人，增加了大队的经济收入。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聪明人是一队的生产队长，只是不那么锋芒毕露，心灵手巧，把自己的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他会打针，在极端缺医少药的陕北高原上，我的唯一一次发高烧就是他给治好的。这两位聪明人窑里的婆娘也是非常聪明，我们刚到陕北农村时，当地人穿的都是用地里的棉花织成的土布衣裳，他们将土布染成深蓝色，黑色，制成外衣，长裤穿，原色的就是白布，制作成白上衣，白褂子。女人们要美，用有限的钱去县城里买回各色花布作成外衣穿，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洋布了，穿洋布衣是相当豪华的享受了，只有极少数人才穿洋布作成的裤子，那是非常珍惜的。在我们来陕北之前，似乎这里的农村人没有穿内衣的习惯。有一次和社员们去下地劳动，我们的一位知青穿着一条破了几个口子的蓝裤子，队里的女人们笑着说这个娃光屁股了，不怕被别人看。这位知青气愤了，一下子褪下了裤子，露出里边穿的裤衩说，里边还穿衣服呢，不象你们只穿一条裤子，洁不蔫（意思是光溜溜的），女人们红了脸，男人们哈哈大笑。没有过几天，听女知青们说，队里的几个女子、婆姨都穿上了土布制成的裤衩、，背心，胸罩，原来就是这两个聪明的婆姨，看了我们女知青的穿戴制成的。她们将土布染成淡粉色、红色，制成各色内衣，后来，她们进城买来各色洋布制作内衣，她们觉得很光彩，很自豪，多么聪明的陕北婆姨呀，她们真了不起。

 我们刚到陕北,住进的窑洞是村里生活条件好的人家，窑洞弯曲的墙面上贴着几张陈旧的报纸，这就是窑洞里最好的装饰了。后来，观察了很多家的窑洞，大多数人家的窑洞里的窑面是没有粘贴任何纸张的，少数人家粘贴的报纸已经破旧不堪了。原来大队里必须订购的报纸一年下来，按户分配到每一家已是很少的几张，要贴满土炕靠墙的一面还要攒几年才够。半年后，队里给知青们打了新窑洞，我们去县城里买了彩色的墙纸，半开的，好像一、二毛钱一张，六、七张贴满了炕墙，很好看，很光亮，真是光彩夺目，好像换了一个世界。村里的婆姨、女子们听说了新鲜事，纷至沓来，挤满了窑洞，叽叽喳喳，小声议论着也要买些来张贴。就那时的劳动工时来算，一个十分工（壮劳力）不足一毛钱，少的不可思议，连一张墙纸的钱也挣不来，后来买墙纸的人家好像只有一、二家，也就买了三、四张贴贴而已。就这样，在村里也算是史无前例了。

 知青到农村去，到边疆生产建设兵团去，虽说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有些地方也带来了一些实惠。大概在七一年年初，北京给陕北知青点赠送了一些机械设备，我们所在的村里也分得了一套手扶拖拉机设备，有拖斗、三叶犁等，还有三级抽水电泵、柴油发电机、电磨、缝纫机等设备，老乡们可高兴了。大队里建了电磨房，各生产队抽人建设了水上塬工程，在塬地上建立了封闭水池，安装了水龙头，手扶拖拉机连着三叶犁头驰骋在塬地的农田里，一时间村里热气腾腾，喜气洋洋，好一派节日气象。又过了一、两年，陕北农村中大多数知青都走光了，这块地方也被人们淡忘了，再没有人送什么机械设备来，因为没有电，柴油费用高，北京送来的设备慢慢的闲置下来了。随着知青的全部离去，当地的人们慢慢地忘记了这段历史，北京知青们的到来，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了一定的负担，减少了人们的粮食收入、经济收入，但是陕北人民像三、四十年代一样，无私奉献，根本就不当作一回事。知青们带来了一些什么呢，现在看来，是无多少价值的一些影响，也就是吃、穿、住、行的一些微小变化。知青们原本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学习着一些空洞、无用的所谓知识，他们不能为陕北人们带来什么有意义的变化，最后，如果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那就是使知青们（务农时间较长的）初步认识了什么是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农村的土地划分，阶级成分划分是怎么一回事，中国的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认清了勤劳、善良、质朴的陕北高原人。

                                                                         于2009.09.21

    作者简介：刘一平，男，北京十三中学，初67届毕业生。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现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

 

  听老续讲那过去的故事

续奕红

2004年，离开陕北三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去，物是人非，感慨得不得了，回来后胡乱写了些感言，如今再絮叨絮叨。

                  一、进村

  三十多年了，心里揣揣地总有一件放不下的事。
     终于回到村里了，那么多熟悉的破窑洞，还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突然，发现自己忘记带照相机了，这叫什么事？拍着大腿着急啊！每一次都生生地急醒过来，原来是那个梦又来了，心理暗暗庆幸它只是一场梦。说起来也挺奇怪，那个梦总是不断地出现。
     所以，当我们这次真正要动身回农村时，行囊中首要的就是放进两部相机和足够的胶卷。
     一路颠簸，当汽车从山西一进入陕西，立即生出一股莫名其妙的亲切感，好象在外多年的游子回到了老家的那种感觉。人就是怪，明明是初春，山上还光秃秃的，却觉得景致很美，风和日丽。
    离村子还有几里路时，抑制不住的激动就在心中鼓噪起来。
    我们村是从延安进入延长县后的第一个村子，从延安流过来的延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河水冲击出的一小片川地使我们村成为山区少有的拥有上百亩平地的村子。
     我们这伙人中，有做了职业写东西的，她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书中这样描写我们村：只搭眼一望，我的心就醉了，化了。杨家湾像个漂亮的婴儿静静睡在融融白雪的襁褓中。
     我心里想，现在的杨家湾怎么着也该长大了吧，怎么形容呢？像个丰乳肥臀的少妇袒胸露肚地睡在自家的土炕上？
     公路就顺着河边走，车子拐过前面那座石崖，一眼看见我们村的土地，我不由自主地吆喝一声：“到了！”
     村口当年的土路现在变成水泥的了，直直地通进村子。
     正好有一个人推着辆自行车往村里走，我正在兴奋中呢，冲着他就问：“你是谁？”那人一楞，随后用陕北人特有的带有一点憨憨的幽默说：“俄是俄。”

    定格，一个陕北农民瞪着一个傻笑的北京人。
                 二、黑娃家的窑

村委会就建在一进村最显眼的地方，一排气派的石窑。

三十多年前这儿可没有石窑，只有几间依离歪斜的破土房，是我们队的饲养室，里面养着宝贝似的五条毛驴。那五个家伙是全队最重要的公共财产，除了它们，队里好像也就没有什么了(忘了,还有几头老牛)。当然，还有饲养它们的饲养室。在全体村民和队长的眼里，那五个家伙的地位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重活累活一概不让它们干，这五位大爷每天最多只出半天的工，干的活也不过是到社员家里拉拉磨推推碾子而已。我们当牛当马的在地里挣得快吐血时，它们却养尊处优地晒着太阳，漫步在饲养室前的空场，时不时的还翻倒在地打个滚，扬起一团团尘土。

冬天，太阳好的日子，饲养室前除了五条悠闲的驴子，沿着墙根还坐着一溜老头儿，一边聊着村家大事一边敞开破棉袄抓着里面的虱子。据说魏晋时期的文人就喜欢一边畅谈国事和诗文一边抓着虱子。从这点上看，咱们陕北老乡还真有点魏晋遗风呢。

如今饲养室早就拆了，替代它的是村委会门前的一片小空场地，魏晋遗风早经消失殆尽。但是，有闲的村民还是爱在这里聚聚，下下棋，聊聊天。

我们进村时正有六、七个村民围在一起下棋。还没等我看清楚呢，黑娃婆姨就已经喊着我的名字，从人群中扑将过来。黑娃是我们当年的房东，我们的灶房就安置在他家的一孔闲窑里。那时他们夫妻年龄比我们大几岁，膝下有一双还都是碎娃娃的儿女。

那一小群人里淅沥哗啦站起好几个，延门儿、猴娃、随娃婆姨、懒人……。

我们离开农村整整三十一年了，他们居然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模样和名字。

黑娃家还住在原来的地方，村里像他这样还住在老窑里的人不是很多了，像他住那么破的窑的就更没多少了。黑娃夫妻都有病，不能下地干活了，生活靠开个小卖部卖点香烟瓜子的蝇头小利，而这样的小卖部在这三百多人的村子里竟然开了十几家！黑娃婆姨脸肿得膀膀的，还忘不了当年我给他的孩子买过一把玩具手枪，其实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有这么回事了。她说：“那个时候，谁家的孩子能玩上那种玩具呀！”陕北农民就这样实成，你做过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们就能记你一辈子的好。后来还有农民说我给他寄过全国通用粮票，我也是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

年轻时的黑娃是个爱说爱笑的人，陕北人的话：儿话多（指爱说笑话的人）。可现在的黑娃被生活挤压的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个人可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看着黑娃家的光景，我真是哭的心都有。

黑娃婆姨给我们打开那间当年我们知青做灶房的窑洞，咯吱吱的开门声都跟三十多年前一模一样，扑面而来的潮气似乎还带着那个时候我们烧火做饭的煤烟味，窑顶上被烟熏的黑黑的灰尘依在，就只差十二个年轻的身影。

黑娃家的窑据黑娃说，连他爷爷都记不得是上面哪辈人盖的了，按20年一代人计算，这窑少说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三十多年前我们在它里面的生活跟它的历史比算得上什么？再过三十年，我们都没有了，它还会立在那里。

无论它再破再烂，它是历史的见证。

 

三、我成大草包了

杨家湾的那口水井是我在北京就想好了要去看的地方。

      它是一口山泉井，深约一米多点，四四方方的每边也就不到二米，叫它井，实际看上去也就是个水槽。别看它不大，可全村人还有驴儿们吃的用的水就靠它呢。水井的边与地面平齐，里面的水面与井边平齐，从井里打水一点也不用费劲，驴儿们喝水也只需伸伸脖子即可。说来也奇了，就这井，数九寒天没见它冻过冰，烈日炎炎也没见它枯过竭，一年四季，井里的水总是满满的。那水如果仔细品品，清凉中还夹着一丝丝甘甜呢，绝对比城里超市卖的矿泉水好喝，杨家湾人天天喝的就是这水。

     听说因为有这井才有的杨家湾。那时黄土高原还是遮天闭日的原始森林？也许已是黄进绿退现在这副模样？大概是一队戍边的官兵，也许是迁徙途中的几户人家？总之是杨家湾的先人，他们走乏了，口渴了。突然，在那荒无人烟的山脉中，传来潺潺水声，一眼甘泉显现眼前，量大水甜，实在是天下少见的好泉，择水而居嘛，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来。繁衍生息是人类本能，于是就有了一个村庄叫杨家湾。

     还听说，抗战时期，杨家湾驻扎过八路军的一个野战医院，也是因为看中了这口井。野战医院医生护士伤员近千口人呢，连吃带用，还得洗绷带，离了水哪行。就这口井，最多时曾供过上千口人使用！

     我们这次回来被招待住在村委会，那儿有专门为接待县里镇里领导准备的席梦司，我们沾了现今当官儿们的光，在杨家湾居然也睡上了软床。

     天刚亮我们就起来了，拿上脸盆去井边洗漱！

       真像是回到了三十年前。睡了一夜的村子正在醒过来，凉凉的空气爽爽的，这家的鸡刚叫完，那家的又叫。两只黑狗一前一后从村外一溜小跑回来，昨晚它们不定在哪里风流了一宿。

       井的位置在杏树山和窑畔山之间的小溪旁，我们走后，这里经过改造了，山坡箍上了石帮，还给井建起了一个小石窑，原来它面向东，现在改成面向南了。这口井算得上是养育杨家湾世世代代的有功之臣了，从对它的改建也看得出杨家湾人对它的尊重。

       开始一天的忙碌之前，男人们得先把自家的水缸装满。于是早晨的井边算是村里最繁忙的地方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挑水，还是杨家湾人没有摆脱的苦差事。

       看着老乡担着水晃晃悠悠的样子，我突然想再体验一下那种感觉，当年我们都没少担过水呀。我叫住一个老乡，让他放下担子我来试试。可是真令人失望，任我怎样挣巴，那两桶水就跟沾地上了似的，纹丝不动。我想给自己找个台阶，问：“这两桶水有一百多斤吧？”老乡伸出一个大拇指和一个小拇指特肯定地说：“六十斤。”

       完了，我成大草包了。

       我们带回北京的照片里有一张我担水的照片，那是用了我们耳闻目睹数十年，只有傻子才学不会的招：担着两只空桶弄虚作假呗。

四、天下最大的倒霉蛋

      有句话叫“铁肩担道义”，形容什么不用我说谁都明白。三十年前的杨家湾，人人可真的长着一付铁肩膀，生活物资、生产资料、生产成果，哪样不是靠着铁肩弄回来的，肩膀就是整个杨家湾的运输工具。

      我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到杨家湾后的第一课便是革自己那个肉肩的命。

      我永远都忘不了第一天上工的情形。

      那是1969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吃完早饭，我们被带到一个羊圈，队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只扁担和两只筐子，开始干活。活很简单，就是把羊粪担到地里。这便是我们    “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

      陕北高原在咧咧的寒风中暴露着它的贫瘠，在这块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上照样有人类繁衍生息，他们为了生存只有向贫瘠的土地刨食，以人类最低的生活标准艰难度日。我们的到来徒增了这块土地的负担，当我们这群幼稚青年溶入一群衣衫褴褛的人群中，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把羊的排泄物从这儿挪到那儿，还傻呵呵以为那就是革命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其实不欢迎我们。

      一天下来，我们个个肩膀红肿，疼痛难忍。

      晚上，全体社员在饲养室集合给我们知青评工分。不大的饲养室里地上疙纠着一片人，煤油灯只能照亮前面几个人的面孔，后面的人全在黑影里。一闪一闪的小火光在黑暗中此起彼伏，那是他们在抽烟袋锅，刺鼻的劣质烟草味充满整个空间。

      “这些娃干得还棒尖。”听到贫下中农的夸奖，我们心里美滋滋的。记得我在给妈妈的信里还说过呢：贫下中农夸我们干活拔尖。直到几个月后，我们能完全听懂陕北话后才明白，“棒尖”的意思不是“拔尖”而是“还差不多”。而且，他们叫我们“娃”也不是贫下中农对我们的亲切称呼，而是带有一种轻蔑，没长大的孩子才是娃娃呢！

     前面几个女生都被评为5.5分，即干一天活可得5.5个工分。当评到我时气氛却不对头了，黑影里有人说：“就她个子大、、、、、、”后面说的话当时我没听懂，现在想肯定是“就她最不能干。”黑影里又有人说：“叫她一个人坐一个位。”说这话的人肯定不是贫下中农！可是关键的时刻，往往一句话能定乾坤，就这么着，我被评为了女生中唯一的一个5分！

      我纯粹是天底下最最倒霉的倒霉蛋。我们队的六个女生除了我的个子是一米六七，其他五个一律没超过一米六。是巧合也罢不是巧合也罢，事实是我跟她们站在一起就显我了，人高马大的。贫下中农一眼就先入为主的觉得我应该是最能干的，可干活时我并没有比别人出色，于是他们就觉得我不行。可他们也不想想，即使担同样的重量，我要克服的地球引力也比她们大好多呀，我已经使出了我最大的力气了。俄的神啊，命运为什么这样捉弄我？都说窦娥冤，全国人民要是都知道我，就没窦娥什么事了。

      从此，我便被钉在了耻辱柱上。每天收工回来记工分的时候，我都觉得羞愧难当。虽然同学们什么都没说，我自己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表现，把工分拉上去，跟她们一样高。

我如何忍辱负重拼命努力受了多少苦就不多说了，总之一年以后评工分时，我的工分终于追上了别人。

为了这一天，我活活地争取了一年啊！

     说句心里话，到现在我也认为贫下中农在这件事情上是对不起我的。不过这次回村，多次听到老乡们感叹：“你们那个时候在这里可吃了苦了！”总算是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正确的评价。

     我们的肩膀始终也没有练成铁的，至多能算上个木的。

我有一张当年担麦子的照片，于是这次回村，我特意去当年拍那张照片的公路边又拍了一张照片，目的是把两张照片对比，体会一下物是人非的感觉。

说起担麦子，记起当年一件事。那天收割的麦子没熟透，有的麦杆还发着青色。晚上收工时，我担着一担麦子走在人群的后面，青麦子比干麦子重多了，我越走越走不动，最后咬着牙也走不动，身体里一丝一毫的力气也没有了。没到过那种境地的人是不会知道的，当人累到极致时，眼泪会像汗水一样往外流。当时我根本没想哭，可是眼泪却像汗水一样哗哗地流出来，闹得我分不清哪是眼泪哪是汗水。

后来人都走光了，天也黑下来。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守着那担麦子，望着黑漆漆的山沟。村里人都说那是野狼最多的一条山沟，我当时心想，就是狼出来把我吃了，我也走不动了。那种无助与绝望恐怕很少有人体验过。

多少年后，我给女儿讲起这段经历，才八岁的女儿听完后问了一句：“那担麦子值多少钱？”一句话一下子震撼到我的心灵深处！几十岁的人了才猛然醒悟，那担麦子连一元钱也值不到，它的价值与一个人的生命相比，谁轻谁重！可当时我就是宁可丢了性命，压根儿也没有把麦子丢下空手回家的想法，连一闪念都没有，这一切仅仅因为它是公共财产！

我们这一代人究竟具有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

在一个八岁孩子面前，我心中的大厦轰然倒下。

 

 

五、老柳树作证

记不清是67年还是68年了，但却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刚刚在南京的舅舅家玩了两周回到北京，天已经完全黑了，昏暗的路灯，熟悉的马路，我提着一只手提包兴冲冲走进大院的东门。突然，微弱的光线下一条墨黑的标语刺入我的眼帘“打倒大叛徒、历史反革命××！”爸爸的名字赫然在目。

这一天终于来了。

其实我早就预感到它了。

我的父亲是中国亿万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只不过他所处的时代便注定了他一生坎坷。父亲十来岁时即遇上中国遭受外族侵略，原本家境富裕的几个兄弟停学在家，凭着爱国的激情，在我爷爷的带领下，一家人全部追随了共产党，参加进八路军，那是一九三八年，父亲十六岁。从此一路紧随直到共产党取得政权，那时父亲六兄弟除去已死二个，四个都在党。

解放后父亲投枪从文，成了一个以文字为职业的人，凭心而论父亲顶多也就算个三流作家，最辉煌的作品是五十年代出过一部谁都没看过的电影《怒海轻骑》。文革刚结束时社会上流行放映老电影，有一天电视里转播《怒海轻骑》，我们一家好兴奋，都端做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姐弟都想见识一下父亲的作品究竟什么样子。可开演后屏幕上脸谱式的人物和口号式的语言令人乏味，只十几分钟，两个弟弟就借故撒丫子了，我忍到二十多分钟时也忍不住脚底下抹油跑了，最后只剩下我妈一个忠实观众。所以我们至今不知道父亲写的是什么东西，只有印象：革命程式化。

但是我的父亲却是一个好爸爸。父亲因为职业的关系不用坐班，所以我们从小就是在他的管理下长大的。而本应多照顾我们的母亲因为工作单位离家特远，每天必须早出晚归，基本上没怎么管过家事。

     父亲肚子里的故事从来没有枯竭过，换句话说我们是听着他的故事成长的。每天晚饭后大家挤做一团听父亲讲故事是我们家的传统。然而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不再给我们讲故事了，总是躲在他的屋里写着什么。记得有一天父亲从单位回来，低着头走进他的屋去。姥姥拉住我悄悄地说：“你爸爸一定挨打了，半边脸都是肿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亲可能出事了。后来又有一次，我去父亲单位的办公大楼，大楼里贴满了大字报。在六层楼梯拐角处，我突然发现一份揭露父亲有“历史问题”的大字报。我当时都吓傻了，一个字也不敢看像个贼似的逃跑了。

     不祥之云笼罩在我家。

     几年后我才知道，其实那时父亲早已经挨斗了，每天都被造反派打，饱受折磨。可他回到家里却什么都不说，怕惊吓了我们，他自己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痛苦。

从南京回来的那天夜里，我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我不相信爸爸是叛徒，可神圣的党说他是叛徒，我怎能怀疑？那年我正好也是十六岁，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十六岁失去了父亲。”

摆在我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和父亲划清界限。父亲对我们说：你们要相信党组织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我暗暗地想：你让我们相信党，那我就得相信你是叛徒了！

我开始跟父亲划清界限。不过我所做的所有划清界限的事也就是不听父亲的话在饭桌上故意使劲说话，因为父亲不许我们吃饭时讲话。现在想起来远不如现在很多处在青春逆反期的孩子们对父母的不尊重。而在那个年代这就算挺严重的事情了，公然地气长辈。

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做了一件刺痛父亲的心并且永远刺痛我自己的心的事情。

那是在父亲要被押去湖南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收拾自己简单的行李时发现缺少一只喝水用的搪瓷缸子，而恰巧我头一天刚刚为自己买了一只，父亲便与我商量能不能先把那只缸子让给他，然后我再去买一只。真不知道当时我是中了什么斜，死活就是不同意，不管妈妈、姥姥怎样劝，我就是不同意。那晚，我怕父亲偷偷拿走缸子，竟然抱着那只可恶的搪瓷缸子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醒来，父亲已经走了，姥姥告诉我，父亲走时过来看我，见我抱着缸子熟睡的样子，十分伤心。父亲出门时摇着头，流着泪。听了姥姥的诉说，我不仅不难受反而有点暗暗地得意。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将成为一把刺在我心头的利箭，我得背负一生，并且永远流血。

父亲走后不算很久，我也下乡来到陕北。那时候我们家七口人被分做六处，父亲在湖南，母亲在湖北（五七干校），我在陕北，妹妹在天津郊区（干校），姥姥被舅舅接走，北京的家里只剩下两个年幼的弟弟。

     我刚到十七岁，又是第一次离开家离开亲人，贫困的生活和远离亲人的痛苦使我开始想念父亲，但不能跟任何人说，只能偷偷地想。

夏天，我终于接到了父亲给我来的第一封信。看到父亲那熟悉的笔迹我就想哭，可我不能，我躲在角落里看信，强忍着眼泪不让它流出来。整整一天我心中像压着一快大石头堵得难受。晚上收工后等到天黑，我一个人溜出村子跑向延河边。

我们村往延河去要路过一片柳树林子，这片林子就在河边的沙地上，白天干活时人们常在大柳树的树阴下休息。我从来没有在夜晚到过这里，黑暗中，静静的柳树在微风中发出沙沙地轻响。我手中捏着父亲的信，在一棵大柳树边坐下。当我确信周围没有任何人时，就开始放声大哭，边哭边拼命地喊：“爸爸，我想你！”

     一年多来，憋在我心底的感情，像火山的岩浆一样喷发出来。那一刻，亲情的融岩把阶级斗争划清界限荡涤地丝毫不剩，人性回到了我的心中。

我向大柳树发誓：我是父亲的女儿，我不管他是什么人！

此后的数年，我跟父亲的通信中不断的互相道歉。父亲几乎在每封信中都说：我对不起你们，是我连累了你们。而我给父亲的信中总是说：那不能怪你！我不该不给你那只缸子。这样的对话我跟父亲一直说了很多很多年。

从那晚开始，我就再也划不清界限了。我拒绝在任何场合说划清界限的话，在调查表上毫不犹豫地写上父亲是革命干部，我还撕毁了已经写好的入团申请书，因为要想入团就必须跟父亲划清界限。以至于四年后和我同时招工进厂的50名知青中有49名共青团员，只有我一人不是。

     这次回村，我和老公特意去延河边看望那片柳树林。三十多年过去，以前穿过林子的那条小路已经找不到了，在它的西边修起了一条大路。洪水过后的泥沙几乎掩埋到那些柳树的半腰，看上去好象它们经过三十年倒越长越矮了。

     老公兴致勃勃地拍照留念，说：这片柳树林对咱们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年我俩在这里谈过恋爱，大柳树是我初恋的证人。

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些老柳树对我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在这里我恢复了人性。

作者简介：续奕红，女，北京师大女附中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到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杨家湾插队；1972年12月离开延长到陕西黄河工程机械厂工作；1990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市农场局工作；2006年退休。

 

烈火中的考验

——给爸爸的一封信

  周秀华

爸爸：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告诉你最近发生的一件使我深受教育的事:

我们队上为了达“纲要”，夺高产，支援世界革命，决定新治一部分沟地，创建“大寨田”。连日以来，一直在进行着顽强的劳动。

四月二十日这天，晴空万里，红日当头。狭长的山沟里，空气也似乎停止了流动，显得特别燥热。经过一上午的战斗，大家汗流浃背，不少人已光着脊背，赤着脚干起来了。尽管又渴又热，可是越接近休息时间，大伙儿干得越欢。领导上一边吩咐我去烧开水，一边在地中间点起一堆干柴准备烤干粮。

这时，一阵凉风吹来，我舒畅地抬起头来朝前一望，只见山脚下一股青烟直冒，心里一惊：“是风把烤干粮的火吹到梢林里去了。

骤然间，一阵狂风，几丈高的火柱，像匹脱了缰的赛马，直向梢林冲去。

火光就是命令，时间就是胜利！

十多个贫下中农，手提老镢，一齐冲进了梢林火海。

火！我从未见过的大火，越烧越旺。

我被惊呆了。心想：“冲上去，就有生命危险啊！”猛然，毛主席关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在耳边响起，沈秀芹扑向了火海，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形象出现在眼前。看着贫下中农光着脊背，在火海中搏斗的壮烈情景，我明白了，“考验我的时候到了，实现自己在敬爱的毛主席面前发出的生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身的誓言的时刻到了。”我急忙拔腿向烈火冲去。

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抢救国家财产要紧！拼命地掏土盖火，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忽然，一个洪钟般的声音传来：“快向东边，截住火头！”我知道，这是生产组长老刘的命令。

老刘，出身贫农，在旧社会喝饱了苦水，对新社会爱得特别深，平时抓革命，促生产，吃大苦，耐大劳……凭着对他的印象，我知道照他的指挥去战斗，不会有错，便和几个贫下中农，穿梢林，闯火海，直向东边奔去。多么紧张的时刻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早一秒钟扑灭大火，国家财产就少一份损失啊！

可是，爸爸你可想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贫下中农也没有忘记关怀我们知识青年啊！他们一个个抢在我的前头，不断命令我：“快离开这里危险，我来！”这股股阶级友爱的暖流，使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觉得战斗在贫下中农中间，真有使不完的劲，哪顾得上回答他们，直奔险区，和他们一起截断了东奔的火头。

正当我们向山上另一团大火奔去的时候，只听得下边不远的浓烟中，噗—通，噗—通，响个不停，我断定里边一定有人。还没等我喊出口，贫下中农就喊开了：“快出来，有危险！”

“没事，我压住就出来！”

一听这临危不惧的回答，我知道他是贫农出身的副队长老冯。我隐隐约约看见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宽阔的脊背，坚实有力的胳膊，一镢土，就压住一股火。打心眼里敬佩他，不由加快了步伐，豁出命地干了起来。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阵短促有力的声音传来，只见年迈五十的下中农王大叔，跑在最前边，几个人紧跟他，向山上的火团扑去。毛主席的教导，给了大家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一阵激烈的战斗，终于扑灭了团团烈火。

我松了口气，和大家一起回到了休息的地方，渴、饿、热、累和周身的疼痛，一齐逼上来了，身子骨也好象松软了，坐下来一动也不想动。

“快！跟我来救火！”我一下蹦起来，朝着老刘奔去的方向一看，只见百米高处又起火了，便和大家箭一般地扑了上去。脚踩在烧焦的土地上，烫得难受，手攀过火燎过的梢枝，烧得生痛，我一时头直发昏，但是，看看前面的贫下中农，便不由得念着：“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紧跟了上去，爬上几个陡坡，又遇一个高崖，我冲了几次，都溜了下来。

正在焦急之中，身边又着起大火。

“就我一个人了，怎么办？”

“干，一定要把火压死！”我命令自己，一阵紧张的搏斗，扑灭了周围的火苗，赶到了贫下中农身边。一起战胜了复燃的烈火。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我实在累得不行了，长吁一口气，一个“走”字还没出口，副队长老冯却说：“咱们认真检查一下，一定要把火星压死！”我们分几路检查完毕，才回到了休息地点。

爸爸，你猜猜，贫下中农回到休息地在议论什么？这我原来也没想到，他们责备自己不留心，检查给国家造成损失的责任，谁也不顾熏黑的面孔，扯烂的衣服，烧起的燎浆大泡，刺破的道道血痕，面对这一切，我的脑海里象滚沸的开水一样翻腾着，一个个大问号涌了出来。

为什么大火烧起的时候，贫下中农直奔而上，我却惊呆了？为什么关键时刻，我没有贫下中农冲得快？为什么大火扑灭后，贫下中农想的是再检查一下，我却想的是休息？为什么贫下中农，队干部，争着检查自己，承担责任，而我作为一个党支部委员却不争先检查自己？……是年轻吗？是没有经验吗？是体力不如贫下中农吗？不﹗根本的问题是我思想上和贫下中农有差距，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说老实话，这件事以前，我还觉得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差不多”哩！今天在烈火中把我考验出来了，我还得老老实实向贫下中农学习，更严格地按照新党章的要求锻炼自己！我把这些想法，统统倒给了贫下中农，心里才平静了一些。

爸爸，革命圣地延安的贫下中农，就是这样英雄的人民，在我生活在他们之中，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该是多么幸福啊！

请放心吧，我们延安新一代一定不会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期望！

你的女儿  秀华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选自《知识青年在延安》

 

作者简介：周秀华，1952年2月22日出生，女，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经济师。北京市第56中学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2月6日到陕西省延长县七里村公社羊寺坡大队新庄子小队插队。曾任：羊寺坡大队党支部委员，七里村公社副主任（不脱产）。曾于：1971年9月代表延长县知青，参加延安地区知青赴北京汇报团，赴京汇报。1972年12月招工进陕西省黄河工程机械厂，曾任：该厂团委书记，车间主任，人事处长，组织部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88年12月任陕西省黄河工程机械厂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2002年2月退休。

附：相关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