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网五色土 栏延河水 → [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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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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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孙玉科在2010-11-22 14:11:00的发言:
各位知青,从今开始,我将把《北京知青在延长》所征集的资料逐篇上传,请各位知青欣赏,并提宝贵意见。

太好咧!就等着这天呢。



越江:北京知青陕北老插  坛子里打酱油的。惟愿: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朋友们的欢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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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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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铁事

周 彤

 

1969年,我17岁。戴着“可教育好子女”的“桂冠”,提着抄家剩下的衣物,尾随着拉知青行李的驴车,跌跌撞撞、懵懵懂懂的来到王良寺——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

我们一个生产队里,共有8名知青,清一色的女娃。其中很有几个是充满“大有作为”理想色彩的人物。人在信念的鼓舞下,可以化精神为力量,于是她们战天斗地的乐观态度,就更加衬托出我们——“满(全)没苦”(劳动能力差)。我也不想争这口气,只感到沉重的、无休无止的体力劳动,伴着精神上的重负,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插队第二年初,大队民小教师因对一名女知青图谋不轨,锒铛入狱。队里叫我先代课。代了一段时间,他们意外地发现,周彤受“苦”不行,倒是个好教书匠。于是我便成了民小教师,且一干五年,直到离开陕北。

“北京的王法”

这哪里称得上是学校?两孔破窑洞,四个年级却只有10个学生。窑洞一孔做我的办公室兼厨房、卧室,另一孔做教室。窑洞紧靠着一个向阳的小山坡,门前有块大约20平方米的“操场”,一圈矮矮的柴禾垛权当围墙(学生不交学费,只交柴禾,用作教师做饭和学生冬天取暖)。教室墙壁被烟薰得墨黑,光线昏暗。几张自制的白茬课桌,几条长凳,再加上一块掉了色的黑板,便是学校的全部家当。窗下有个塌了角没有锅的灶,冬天冷得受不住时,便在那儿点把火。可只要一生火,锅灶四处冒烟,直薰得人鼻涕眼泪一齐流。

教室三四米外的山旮旯里,是玉米秸围起的厕所,常有猪狗光顾。于是上课时,就可以听到解手的娃娃稚嫩果断的童音:“去!去(含“克”音)!”那是在轰猪轰狗。严肃的课堂便凭添几分谐趣。

上课时,四个年级的孩子坐在一起。一年级讲课,二、三、四年级的孩子便做作业、看书,依此类推。这叫复式班。

乡村民小,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课时长短由老师自定。再有,学生给老师担水、种自留地,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

我上任伊始,先“命”队长重盘了灶,又蛮不讲理地从饲养室搬来一口铁锅。除用它烧水给娃娃们喝外,还兼着洗他们的小脏脸,洗他们衣襟上的饭嘎巴。我参照自己记忆中的小学生活模式,建立了一套教学制度,废除了那些“惯例”,热热闹闹地办起学来。

每天早晨,班长挨个检查:手脸洗净了吗?头发整齐吗?衣服上的饭嘎巴擦净吗?铅笔削尖吗?……

迟到的孩子,站在教室门外,高声地喊:“报告!”悦耳的童音在山谷中回荡,传得很远很远。听到的老乡们总是很感慨:“周彤给娃们下牙造(规矩)呢。”

课间操时,我像母鸡带小鸡般地领着一群孩子做操、跑步。对面坡上干活的老乡就停下手中的活计,一边看我花样翻新的摆弄学生,一边发出很有见地的议论:

“这是北京学校的王法。”

“真格!娃们顶上北京学了。”

“周彤把娃们引(带)得光鲜(可爱)呢。”

“啧啧啧……”

“先生兼保姆”

教室门口,两个四五岁的男娃,倚着门,瞪着好奇的眼睛,傻傻地望着我。班长向我报告:“留儿、钵喽,窑里没人哄,娘叫到学校念书。”

留儿,脑后留着一条细细的、手指长的小辫子。名字和这小辫子,系着父母的爱(怕孩子早夭,当孩子快到阎王殿门口时,好抓着小辫子揪回到阳间来)。两只眼睛又大又黑,圆圆地瞪着,说不出的清澈明亮,道不尽的纯洁天真。钵喽,憨憨地,拖着大鼻涕。他耳聋,听人说话时总歪着脑袋问:“甚哪?”非大声喊才能听见。

我将这两个小家伙安顿(安排)在最后一张桌子上。给他们编了一个年级幼儿班。没有教材,教学大纲是“别叫跑出去,掉到井里,掉到崖下。”我兼任“保姆”了。

两个孩子坐在凳上,下巴抵着桌面,小腿够不到地,晃晃地摆动,东瞧西望觉得这里新鲜得不行。一会儿,忽听“扑通”一声,钵喽大声说:“留儿睡得躺(倒)下啦!”我赶忙抱起熟睡的留儿,看看没碰伤,就抱到隔壁窑里。放在炕上,盖件大衣,又回来继续上课。

快放学时,突然想起,熟睡的留儿别从炕上掉下来,忙叫班长过去看看。一会儿,班长回来报告:“留儿没掉下,尿下了。”

一个暖洋洋的冬日,我和娃娃们作完课间操后,身上暖起来,不愿再回那阴冷的教室,我们便排成一排,边坐在墙跟晒阳阳(晒太阳),边扯开嗓子唱歌,权当上音乐课。

忽然想起钵喽耳聋,把他拉过来按在我的膝上。一看,他两只耳朵里被耳垢堵得满满的。发现了他耳聋的秘密,我十分兴奋,忙摘下发卡给他掏耳垢。陕北孩子很驯顺的,对老师有一种旧私塾式的崇敬和畏惧。他挣扎几下,也就乖乖地让掏了。我从他的两耳中掏出两块酸枣核大小,石头般硬,颜色已发褐黑的耳屎。他的外耳道被擦伤了,渗出血来。我轻轻的告诉他,这不要紧,很快会好的。他没有再歪着头“甚哪”,而是“嗯”了一声——他听清了!我喜不自禁,觉得自己真乃华佗再世。我给他擦了碘酒,他大声喊:“疼!”显得很不高兴。

下午,钵喽没来上学。放学后,我去他家,他正在炕上玩。他的母亲,一个体弱多病,却生了五个孩子,显得憔悴不堪的农村女人,正在灶前烧火。见我进来,很乏力地笑笑:“钵喽说他不念书了,说老师把他耳朵掏疼了,娃耳朵流血了呢。”

我诧异地几乎说不出话。这个被生活折磨得迟钝了的母亲,竟没发现她的小儿子不聋了。

“大肥肉”与紫丁香

教书的第三年,我被调到公社最深的一个山沟里的社办中学,做了中学语文教师。

比起队办民小,真是鸟枪换炮了。学校有三间很大的教室和五间小小的教师宿舍,五个老师。三个年级,每级一班,学生人数从7个到20个不等。所开课程除了没有英语和试验课外,与正规中学别无两样。

教初一时,班上有个学生叫二娃,十分聪明伶俐,组织能力也强,我让他当班长。

二娃“官”做得认真,学习也十分努力。作业写得干净整齐,常常被我当作样本展示给大家看。每当这时,二娃便矜持地笑,隐隐地含着得意。

一次,我留的作业中有一个造句,是比喻句“像……一样……”,二娃的造句令我大吃一惊。他写道:“我们的祖国像一块大肥肉一样。”句式工整,没有语病。

我这个北京育才学校培训出来的小布尔乔亚一眼看下,瞠目结舌,觉得真是大大亵渎了神圣的祖国。便叫全班同学停下手中的作业,将二娃的造句念给大家听。我本以为会引起哄堂大笑,没想到,念完之后,教室里竟鸦雀无声。我试探着问:“大家说说,二娃的造句好不好?”只听全班齐声回答:“好!”钦佩之情尽在这一字之中了。再看二娃,他像每次作业被展览时一样,露出矜持的笑,隐隐地含着得意……。

我被震撼了。想想他们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想想他们只有在过年时才能闻到少许肉香的生活,这个该打“×”的造句,包含了陕北娃娃们怎样的向往呵。

学校座落在一道幽静的山沟里,春天,满坡的野花开得如火如荼。一次,我摘了一束紫丁香回来,插在杯中供在案头。学生娃见了很惊奇,问我:“要这做甚?”我说:“不做甚,好看。”

在陕北农民心目中,好看与否,是以物的实用价值为基础而论的。花布衫好看,因为它能穿;牛犊子好看,因为它能做活;这束花好看,也一定有它的用场。

陕北娃们不善于表达自己对先生的爱戴,却不惜力。第二天早晨,天还很早,学生们还没来上学。忽听窗外气喘吁吁地唤:“老师!”接着听到重物落地的声音,似是一捆柴禾。

我推门一看,半晌无话。一大捆连着枝杆的紫丁香,用背绳捆得结结实实,堆在我们窗下。那个问我“要这做甚”的男娃正用袖子抹着满头的汗。他羞涩地笑笑,用脚踢踢那捆丁香,不好意思地说:“我给您背了一背来,山里好多的呢!”言外之意,您还要,我再背。

憨厚淳朴的陕北娃哟!

望着他红红的脸,不知怎么的,我想哭。

大字报风波

一场“教育革命”的风暴在山外刮得昏天黑地,师道尊严已被打翻在地,“遗臭万年”了。山沟里却风平浪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对我们这些教书先生依旧敬重备至,诚惶诚恐,师道依旧尊严得太!

公社一再唤校长去开会,贯彻上头的精神:批判“师道尊严”,要动员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校长领了“圣旨”回来,便落实给我们每个班主任,要如此如此……;我们一字不差再传达给学生;可学生却没有动静。于是,公社反复地逼校长,校长反复地逼我们,我们只好反复地逼学生。

“写大字报算语文考试,不写不给毕业证!”

老师们发了最后通牒。

我当时是初三的班主任,这话在学生中当然引起了波动。学生们议论一阵,又静了下来。依旧的麻木不仁,依旧的诚惶诚恐。

唯独一个最老实胆小的孩子信以为真,用钢笔写了一张作文纸大小的小字报,贴在了黑板上。我喜出望外地表扬了这个学生的勇气,并在全班念了他的小字报。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满篇全是标语口号,一再地重复。因没报纸可抄,错别字数不清。

我如释重负,总算将“革命”进行了,可以回上头的话儿了。

没想这“星星之火”却引来了一场极大的怒火和一番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

第二天上午,已经开始上课了。忽听院外传来连声大骂,全是陕北最恶毒的儿话(脏话)。各班老师们跑出教室,全校学生也跟将出来。

只见一个中年汉子拖着那个写小字报的学生,又踢又打。及至拖到我们面前,狠狠掼在地上,才开始唾沫横飞地“声讨”起来:“你狗日的给老师贴大字报,你造谁的反呢?一辈子戳牛屁眼去吧(指在牛身后扶犁耕地)!老子供你吃供你穿,叫你跟老师学本事哩。你个不活人的龟孙子,吃饱饭作死呀,敢给老师贴大字报?”呼哧带喘地不解气,又是拳打脚踢一阵,大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阵势。

我们慌忙扑过去阻止,中年汉子用那骨节粗大,裂着口子的手擦了把鼻涕,义正辞严地面对着发呆的学生:“供你们念书为甚?老子刨了一辈子土坷垃,还没够?我不识字,还解下(知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理。你们这书是越念越日他(糟蹋)了,连娘老子也不认了?”

我听得目瞪口呆,一时竟分辨不清是中年汉子说得对,还是公社的指示对了。再回头看学生,个个如上战场前听首长训话般地庄严肃穆。唯有那位“土产”的校长,听了一阵方醒过梦儿来,强忍着笑,“大人不记小人过”似的和解道:“你这是闹的甚?一满反说了么。”

这一幕“现场批判会”过后,一切又恢复得和以前一样。学生们见老师,依旧诚惶诚恐,极为尊敬。

20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些令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教书轶事,心中就不禁百感交集。

久违了,陕北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现在那学校该是“旧貌换新颜”了吧!当年的学生娃该是一个个英俊的小伙儿、漂亮的姑娘了吧!我眼望如斯……。

作者简介:周彤,女,北京二十三中六七届初中生。曾先后在延长县郭旗公社王良寺大队、樊家圪台大队插队。现为《中国税务报》记者。

(原文发表于《回首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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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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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河大队的扫盲识字课本


张铁铿

 

我们北京四中1968届高一(四)班的17名同学于1968年2月5日午夜11时左右落户朱家河大队(“文革”中更名为东方红大队)插队,分别住在朱家河、王家沟和肖山三个自然村,1970年初,统一合并到王家沟。插队期间,我们怀着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念,在大队领导下,开展了一些试图改变农村面貌的生产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建立制种试验田,推广高产“双杂交”玉米;试验种植水稻;建立大队广播站和大队磨坊等。而成立夜校,编印识字课本,开展扫盲识字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

一、背景情况。我们先后编印过两本扫盲识字课本:即《农民识字课本》《夜校课本》。1970年春,大队成立了水利队,人员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队干部和少数生产骨干,二是农活技术稍差的偏弱劳力,三是年轻女子和少数迫于生计已成为家中劳力的娃娃,四是部分知识青年。水利队的识字工作最初是由邵明路负责的,他是最早来到水利队的知青之一,发现水利队中很多女子和娃娃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就制作了一块小黑板,每天背到水利队工地现场,教大家识字,开始了最初的识字活动,并于不久后编印了《农民识字课本》。水利队的识字活动在大队引起较大反响,与此同时,很多成年人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的情况也引发了知青和大队的关注,于是一起商议,在更大范围开展扫盲活动,于是促成了大队夜校的成立。夜校的活动当然不只是扫盲,还包括政治教育、思想宣传、文艺活动等等。夜校于1970年11月15日正式开学,分为低级班和高级班,使用的主课本就是《夜校课本》。上述两种课本是用当时被称之为大字报纸的一种比较脆的白纸印制的,先用钢板刻写蜡纸,然后进行油印。我是在邵明路即将离开水利队时接手识字工作的,编写课本时他已离开水利队。印象中除我之外,金德本、柏铮、王小平、郭世杰等人都参与了课本的编写、蜡版的刻写和课本中插图的配画。《农民识字课本》编印于1970年7月间;《夜校课本》大约编写于1970年11月中下旬,并于12月3、4日刻写蜡版,5、6日油印成张,7日装订成册。

二、课本内容。《农民识字课本》共27页(不含封面),16篇课文,配有题图、插图和装饰图40幅。《夜校课本》共50页(不含封面和目录),18篇课文,封面印有红色毛主席木刻头像,配有插图和装饰图13幅。课本的主要目标是扫盲识字,因此在选题上尽量贴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生产生活,在表述上尽量通俗易懂,以便于大家掌握,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政治教育类。如《毛主席的复电》、《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话》、《延安儿女想念毛主席》歌词、《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二是生产实践类。如《农田基本建设就是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植物的生长》、《生产文化——庄稼、农具、生活用具、计量用具和单位》等。三是知识生活类。如《简单应用文——借条、收条》、《怎样写信》、《下雨是怎么回事?》、《人人讲卫生》等。四是身边变化类。如《水利队学文化》、《妇女能顶半边天》、《机器好》、《一篇讲用稿》等。受当时极左思想影响,课本也编有少量突出政治、强调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

三、扫盲效果。一是基本消除了青壮年和辍学年龄段人群文盲或半文盲状态。从“翻开书本不认得,拿来报纸不会念”变化到“不到一年,每个人都识下了六、七百字,有人还能读书、写信了呢!”(摘引自《水利队学文化》)。一名担任妇女组长的42岁婆姨在知识青年的指导下,自己独立写出了一篇讲用稿,我们依据她的事迹编写出了《一篇讲用稿》的课文。二是培养了刻苦学习精神和自学文化知识的能力。《水利队学文化》这篇课文对此有着比较生动的写照:“每天早上,你会看到大家坐在坝梁上或者梯田旁,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休息的时候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组织起来,认真地念着先进(英雄)事迹材料,也有的看着描写英雄人物的连环画;晚上大家围坐在自制的小黑板旁,在辅导员的帮助下一起念生字、生词或者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算着算术”。“有的同志不怕苦不怕累,别人休息了还一笔一划地练习;有的同志晚上睡在炕上还要翻开语录念几段;还有的同志学习上了劲,锅里的面条煮成了糊糊都不知道……”三是促进了大队各项工作。由于课文的编写,开展扫除文盲的活动与当时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立制种试验田、推广高产“双杂交”玉米、试验种植水稻、建立大队广播站和大队磨坊等生产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针对性,并始终保持同步进行,因此起到了很好的相互促进作用,得到村里群众的普遍支持,具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影响面是比较大的。当时夜校还成立了学哲学小组,倡导贫下中农学哲学,这也促进了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拓展了群众的眼界,推动了群众思想的活跃,对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实行科学种田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是得到延长县和安沟公社的肯定。我们大队的扫盲识字工作在延长县作了经验介绍,当时我与大队一名公办教师到县里参加会议,由于没有留下资料,具体时间回忆不起来了。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作者简介:张铁铿,男,1962.09至1969.01在北京35中、北京4中上初中、高中; 1969.02至1971.07  延长县安沟公社朱家河大队插队; 1971.09至1972.06  铁道部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 1972.07至1983.04在 武汉铁路局工作;1983.05至1993.10  郑州铁路局襄樊铁路分局工作; 1993.11至2009.04 在北京铁路局工作,先后任机关党委组织部部员、副部长、北京铁路局生活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2009.05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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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学问

刘旭江


我们6个女生被分配到陕西延长县葛家圪台大队。插队农村头一年,对于我们这群从城市来的丫头来说,别说下地干活了,就是如何过好日常生活,如何把粮食糊弄到肚子里去,也算是一门大学问。

由于村上没有准备好窑洞,我们6个人便挤到一个只能住4个人的窑洞里,加上几口装粮食的大缸,还有箱子、杂物,把个窑洞挤得满满的。我们就决定把装粮食的大缸搬到邻居大娘家。

大娘家有三口大窑洞,人口少,对我们可亲呢,一口一个“乖女子”地叫我们。装玉米面的大缸被搬到大娘家,可是随之而来的怪事就出现了——离月底还有半个月,国家按月供给的粮食就快吃光了,怎么回事?贫下中农偷知识青年的口粮?他们可是我们的再教育者,我们不敢设想那个不文明的“偷”字,可是明摆着的事实又那么严酷,眼看裤带要勒紧了。

大家一合计,又出了一个主意:我们把面抹平,在面上画一个“X”的符号,如果“X”没有了,就说明粮食被动过,再说,“X”的图形复杂,大娘也模仿不了。一切都按计划执行了,后果也是在预料之中的——玉米面上的“X”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无情的、深深的挖面的痕迹。可是发现得已经晚了,我们可尝到了饥饿的滋味。那年我们十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干一天活回来吃不饱肚子,大家饿得心直发慌,把老乡送来的咸菜也用来充饥。

半年过去了,国家不再给知识青年商品粮,我们必须学着把原粮食颗粒加工成米、面。磨玉米和麦子之前要先放入适当的水,水多了,少了,都会影响出粉率。为此各家婆姨都成了我们的老师。每次磨面时,社员们让我们用最好的磨,队上分给我们最勤快的驴。我们很快便学会了吆喝驴,并知道用细箩子筛出头几茬面。这面很白,就像富强粉,然后换箩子,最后留下麸子,用来喂猪。可是碾米就不那么容易了,碾上几圈后,要将糠簸出去。村里的婆姨撮上一簸箕碾出的米,左一晃,右一晃,向前一抖,糠便随风而下,留在簸箕中的是黄澄澄的小米。可是轮到我们去做就是另一回事了,左一晃,右一晃,向前一抖,连米带糠全簸出去了。

再说粮食的保管,那也是一门学问。有一次,我们的玉米没有彻底风干,结果就在屯里被捂得发了霉,为过冬的萝卜又不小心被撒上了煤油,这下子,我们便创造出中国八大菜系之外的风味——臭脚丫味的玉米馍,外加煤油味的炒萝卜。

有关做饭的趣事也不少。陈加明蒸的菜团子旁放了包盐,因为她忘了往菜馅里放盐,于是我们便一边蘸盐一边吃。又有一次,涂光晋炒莴笋忘了削皮,我们只好边吃莴笋边吐皮,像是在吃甘蔗。晚上,她又蒸了一锅玉米面发糕,可是当掀开锅盖一看,蒸屉上没有发糕——原来她把面和得太稀,玉米面全从蒸屉上流到蒸锅水里,结果成了一锅发面玉米粥。

不要说别人了,我干的丑事是最多的。这天,轮到我做饭了。好不容易把火烧大了,赶紧把玉米饼放上笼屉,然后一个劲拉风箱,锅上冒起了蒸气,我才松了口气。送饭的钟声响了,我顾不上擦脸上的烟灰,把饭送走了。回到窑洞里,我又赶紧喂猪、挑水、帮助大家洗衣服。该做晚饭了,我将剩下的面粉全倒入锅内,再做了一锅面疙瘩汤。

太阳落山了,大家回来了,我接过装午饭的口袋,大吃一惊,玉米饼原封不动带回来,一问才知道,原来饼子都是生的。我又懊悔,又恨自己,怎么那么笨!生熟都不分!让大家饿了一天。大家吃着我做的面疙瘩汤,有人埋怨是“一锅浆糊”,我真恨不得大哭一场。

春节到了,我们杀了自己养的猪。我用家里寄来的海带做了一锅海带排骨汤,由于我根本不知道要把海带先洗一下,除去沙子,结果汤里的海带全带着沙子,不得已,大家在吃时只得一边吃一边用水涮,吃海带看上去像在吃涮羊肉。我们还用分来的麻籽榨了油,开始做最能解馋的食物——炸油饼。六个人一起上阵,有烧火的,有做饼的,大家分派给我一个最简单的工作,就是用筷子挑着炸好的油饼让它滴干油,再放入盘中。说是容易,可是干起来并不轻松,柴火烟、油烟直往我鼻子里跑,呛得我鼻涕,眼泪一块流。我问她们,“你们听到呲啦一声响没有?”大家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的鼻涕掉到油锅里了。”话音刚落,炸出一大串笑,夹杂着善意的咒骂与一顿捶打。

我们当时年轻,并不理解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含义。大家满腔热情,红红火火地在农村干了几年:组织青年突击队、搞妇女同工同酬、科学种田、给生产队买小钢磨。我们还被评选为延安地区知青先进集体。

3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这些极平凡的事,但是它却在我们每个人生活过程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使我们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生活,那就是独立地以自己的劳动换来生存的能力,那就是无数艰辛、失败与胜利的组合。它以人生存的基本要求磨炼了我们,潜移默化地溶在我们今后的生活中。使我们有勇气夺回失去的时间,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走上旅美之途,各自成为工作与生活的强者。它结结实实地奠定了我们走入人生的第一阶石。

 

选自2009年1月《华商》杂志

作者简介:刘旭江,女,1967年初中毕业年,1969年在延长县黑家堡公社葛家圪台插队,后来在保定重型电机厂、北京公安局汽车修理厂当工人,1979年考上北京旅游学院,毕业后在长城饭店工作。1986年赴美国俄亥俄大学读书。现在一家计算机公司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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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地区北京知青汇报团概况

赵 波


1971年,北京知识青年赴延安地区插队已近两年,知青初步适应崭新的插队生活,迈出与工农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步。但是这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具体的组织落实中也出现许多问题,比如:国家知青政策在基层落实的偏差,知青的住房口粮在有些地方被挤占挪用,知青的教育管理流于口号等等。这些问题引起社会的关注,使广大知青家长不安,也干扰中央政策的落实。问题的严重性通过知青探亲等多方渠道反映到中央,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召集部分知青座谈。在多方调研,沟通情况,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延安地区组织北京知青汇报团赴京汇报。

当年9月延安地区北京知青汇报团组成,并在延安集中学习、演练。汇报团共计120人,分设三个组:一是汇报组,由先进知青小组和先进知青个人代表组成,主要任务是介绍知青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二是宣传组,举办知青在延安图片展,选配知青做宣讲员,主要任务是对宣讲内容进行宣传讲解。三是演出组,全部由知青演员组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了歌舞、独唱、合唱等文艺节目,主要任务是向知青家长演出汇报,反映知青精神风貌。当时延长县参加汇报组的共有三人,他们是七里村公社羊寺坡大队知青小组代表周秀华、交口公社朝阳大队(现羊仙坪村)知青小组代表卑玲、交口公社谭石塬大队延安大生产运动老英雄(气死牛)郝树才。

当年12月汇报团到京,历时一个多月,向党中央、北京市委、知青家长及企业单位汇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长收获。期间宣讲约30余场,演出约10余场,展出参观数万人次。期间除在市区汇报演出外,还到房山县东方红炼油厂等单位进行汇报交流。并且分组到部分知青家里慰问看望知青亲属。这些活动取得了增进了解、家长满意、激励知青、确立扎根农村革命意识的重要作用,也为中央此后调整政策,稳定知青,提供出路的措施实施做了准备。

1972年1月延安地区北京知青赴京汇报团结束在北京的汇报,满载家乡父老的寄托,回到陕西西安。当年2月汇报团回到延安,召开总结表彰会。随后汇报团结束任务,人员回原岗位,许多代表互赠留言,纪念言志。周秀华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知青代表互赠留言,激励志向的纪念册。其中就有栗建国、罗燕军、纪志英(纪子英)等人的留言,(见附录)。在此后的近四十年里,会报团成员中的孙立哲、栗建国、罗燕军、纪志英成为知青中的杰出者。



2009年9月14日


作者简介:赵波,1951年3月21日出生,男,汉族,中共党员,本科,政工师。北京市第56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2月6日赴陕西省延长县七里村公社羊寺坡大队插队。1969年12月-1977年7月在河南省南召县国营红阳机械厂工人。1977年7月-1969年11月在北京手表二厂工人。1969年11月-2000年12月北京一轻局、一轻控股有限公司干部。期间,做过纪委、企管、修志方面的工作,编写过纪检信息、北京年鉴、北京工业年鉴,是本系统志书的主笔人。被评为北京市纪委优秀信息员,被北京市人事局、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联合表彰为北京市修志先进工作者。2001年1月起在北京一轻党校做教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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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赤脚医生的经历

 

赵立华

 

漫天的白雪,崎岖的盘山公路,沿途的彩门,高亢的锁呐声,听不懂的陕北话,1969年1月27号,当我踏上延长这块土地时,呈现在眼前的就是这样一幅奇妙又陌生的图画。今天回忆起来,这一切是那么的遥远,却又像是刚刚过去,仿佛就在眼前。

从那天起,我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开始了在延长县黑家堡近三年的插队生活。热热闹闹,嘻嘻哈哈,日子过的真快,转眼到了1969年的秋天,政府要在农村推行合作医疗,要求每个村都要建立医疗点,配备赤脚医生,此时队长找到了我,并说到:知道你家老人是医生,古话说,门里出身自带三分,我看就你当这个医生吧。于是女承母业,我就成了一名赤脚的医生。虽说是门里出身,我又涂的一手的好红药水,之前就经常爱给大家胡乱涂抹的,因为红药水又叫二百二,因此同学们也早就戏称我为“二百二”了,但要当医生,虽说是赤脚的,我也自知是不称职,因此心里没底,怯怯的。此时天降祥云,北京301医院的医疗队正在延安配合搞合作医疗,他们要办培训班,培训赤脚医生,给每个大队分配了一个名额,顺理成章,我们大队就由我去参加了这个培训班。速成三个月,我就成了一名赤脚医生。仅仅学习三个月,就要从事这样一项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职业,放在今天,简直是匪夷所思之事,但在当时、当地这却是一种再普遍不过的事情。好在我们村是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人口少,病种又很单纯,更主要的是纯朴的陕北老乡对我是那样的信任,他们给了我实践的机会,因此我应付起来还是满像那么一回事:处理简单伤口、打针、扎针灸,以至谁有个头疼脑热、拉稀肚痛的,大家也基本不用出村,全部由我处理了。因为我每天下工后都要去病家巡诊,治疗,串东家,走西家,以至于狗们也与我熟了起来,把我当成了自家人。可爱的它们看到我要进主家门,只是懒懒地抬下头,不再向我乱吠,有时甚至会向我友好地摇摇小尾巴。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在“二百二”的基础上还是有了不小的进步。赤脚医生的生活就这样继续着。

做为壮劳力,我平时上山干活是不与婆姨女子们在一起的。有一天,忘记何故了,队长把我这个壮劳力与婆姨女子们安排在一起干活,劳动中,我突然发现了聚财婆姨的身子有些沉,便不由自主过去与她拉开了话,“可是有了?”“嗯。”“啥时的?”“你给咱算算。”当然,我很准确地算出了预产期。她对我佩服起来,认为这个人居然能算出坐胎与生产的日子,可真神!可能也是出于平时对我的信任,此时她提出了想让我帮忙接生的要求!陕北人说,人生人怕死个人,妇女对生产还是很有些畏惧的,我理解这个初为人母之人的内心恐惧。而此时的我一方面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另一方面也是职责所在,我没有犹豫就欣然同意了她的要求。答应了人家,我开始了准备:手里翻着书,脑子里复习着在实习时,老师接生时的操作要领,同时向妈妈求援,请她给我邮寄供接生时所用的医疗用品。很快妈妈将钟型听诊器、缝合针、医用手套、血压计甚至洞巾悉数寄来。同时,信也到了,而随信寄来的是老妈的百般叮咛,万般嘱咐:初次接生一定要取得上级大夫的指导,要服从上级医生的领导,等等,等等。在大城市大医院生活、工作的妈妈,如果知道她的女儿的上级大夫只是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不知会是什么反应,她还会支持我吗?不敢想象啦。

我按照所学知识给聚财婆姨开始了认真的产前检查,那时她怀孕不到五个月,离生产的日子还早。我不着急不着慌,过半个月给她量量血压;查查胎位、胎心是否正常,当检查一切都好时,我很高兴。直至产前一个多月的一次例行检查时,咦,突然觉得与平时不同,怎么胎儿成了屁股朝下?按教科书中说,此时的孕妇必须要膝胸卧位,以纠正胎位。可怜的聚财婆姨哟,开始了每天两次的受罪——炕头撅着。但为了胎儿能正常娩出,她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只能受着了。还好,配合着我的针灸涌泉穴,很快胎位正了,令人鼓舞!瓜熟蒂就要落,我的准备工作也进入了倒计时。此时,我将早已包好的接生包交给了聚财婆姨,要求她每隔三五天将此包在烧饭时放在锅内蒸二十分钟,以备不时之需。终于,聚财婆姨的预产期快到了,我向队长提出不要再安排我去远处受苦,我得随时待命的请求,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待命,等待新的生命降临的待命啊!队长很痛快的答应了我的要求。蒂,终于要落了。那天上午,我正在川地里干活,聚财慌里慌张的跑到地里,找到了正在干活的我,他说“有动静了”我问“啥时的事?”,“夜儿晚”,“不急不急”我边安慰着聚财其实也是在稳定着自己的情绪,同时立马扔下手中干活用的锄头,往回就跑。日急慌忙,气喘嘘嘘的终于跑回了村,跑到了他的家中,看到了正在炕上折腾的聚财婆姨。我二话没说,打开接生包,戴上手套开始了检查。宫口没开全,又是初产妇,还得折腾些时候,我心里有了底。“烧水,准备好包娃娃的布”我边指挥着聚财和他的老妈,边将一把新剪刀放在盘中,然后倒上酒精用火点着后消毒,脑子里则在飞快地转着、复习着接生要领。蒂落的时辰未到,我留在聚财家吃了午饭,并强迫已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孕妇吃了一碗荷包蛋。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在下午时分迎来了蒂落的关键时刻。随着羊水破、胎头露、胎头出,这时一个湿漉漉的小婴儿被我托到了这个世界,经过我的拍打,婴儿特有的嘹亮啼哭声响满了整个窑洞。“是个男娃”,此时的我边剪着脐带,边说着,而聚财的全家人则是在乐着。接生,尤其是炕头边的接生,最要紧的是消毒、是脐带断端的处理,我深知这一点。于是我仔细地在脐带断端涂着碘酒,处理着脐带。当我收拾完一切,把粉团团的小婴儿交到聚财婆姨手中时,抬头一看此时的产妇已变了模样,头上的帽子戴好了,全身则是捂的严严实实,而窑门口不知何时也按习俗挂上了红布条,那是在告示众人,家里有坐月子的人,有个小月娃娃。我看了看来到这个世界后与我第一个打照面的小婴儿正在熟睡,而面色苍白、疲倦的产妇也需要休息,嘱咐了几句就告辞了。

我们的知青们灶是个有8名女生、5名男生的集体大灶,每天不论男女,都是留一人轮流做饭。那天晚上收工回来,他们早已从不同渠道知道了我的壮举,大家吃着我从聚财家带回的大枣、花生,女生们高兴地询问着,热闹着;而与我们从来不多说话的男生们虽然嘴中不停地咀嚼着,起哄却很带劲,明知不是我做的饭,但他们仍故意地说着“手那么脏,再不吃她做的饭啦!”我赶紧解释着“我可是戴着手套接生的”,同时白了他们两眼,而心中窃喜,“做饭这种活,最好别让我干才好!”

那是1971年的春天,我20岁。

作者简介:赵立华,女,1967年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毕业,1969年2月到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杨家湾大队盖头坪插队;1971年到延长县医院工作;1982年离开延长到长安县医院工作;1991年回到北京在一基层卫生所工作,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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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水中游泳

                      余小平

  过去,“洪水”只是书本里的一个词,到了陕北才有幸见识到洪水,不仅见识到,我们还学会了在洪水里游泳,那真的是惊涛骇浪、惊心动魄啊!

记得第一次见识洪水,是到陕北第一年,一个晴天的早晨,迷迷糊糊走出窑洞,就听见远处隆隆的响声,像是打闷雷,但怎么打个不停呀?问了旁边邻居,说是发洪水了,还说今天不出工了,去捞河柴。一听不用出工了,我们顿时来了劲儿,撒腿就往河边跑。

出了村口是连接延安和延长县城的公路,穿过公路是我们村的川地,跑过川地就到了延河边。哎呀!平时只有十几米宽,一眼见底的延河,这会儿变成了好几十米宽,翻滚着褐色波浪、奔腾咆哮的一条巨龙。那快速翻滚的浪花,那隆隆的响声很是震撼。

老乡们都拿着长长的捞子,把裤腿挽得高高的,开始了捞河柴的战斗(具体怎么捞见我写的《捞河柴》),我们没有工具,只好和一帮婆姨娃娃在一边看热闹,不时凑到河边想试试水的深浅,都被老乡及时喝住了。

我们几个会游泳的不服气,说:“我们不怕,我们会游泳。”老乡告诉我们,现在不行,过一会儿能游泳了就叫你们学游泳。

快到中午了,壮劳力们个个面前都堆起了高高的一堆“战利品”,咆哮的河水也稍微平缓点儿了。咋,男子汉们开始摞胳膊、挽袖子,要下水游泳了。我们几个号称会游泳的男生和女生也跃跃欲试,老乡们看我们真的不怕,就纷纷给我们传授游泳的要领,什么“头一定不能沾到水”,“眼睛迷了不要用手去抹”,“上身要站直”,“一定要注意躲开水里的石头和树枝”等等。我不知别人听没听明白,我反正没太往心里去,心想北京的昆明湖比这宽多了,我都能横渡,这肯定没问题。几个村里的棒小伙子已经下水了,我迫不急待,把裤腿和袖子挽的老高,仗着无知者无畏的傻大胆精神,一步就下到河里。刚抬手抬腿开始游,就觉得不对劲儿了,怎么头重脚轻,两只脚直往上漂,脸一下子就被芝麻酱一样的河水来了个“洗礼”,我也忘了老乡刚刚说的不能用手抹,上去用手一胡噜,得,眼睛根本睁不开了。水流很急,我又头重脚轻,什么都看不见,一下子被水推出去好几十米。幸亏我“临危不惧”,还没有彻底晕菜,赶快定住神,想起老乡说的“上身要站直”,赶紧调整为踩水的姿势,挣扎着游回了岸边。老乡帮着找了个小水坑,用里面的水把糊在眼睛上的泥巴洗掉,才算睁开眼。再看看别的下了水的人,整个就是一个泥人,如果摆好一个姿势保持不变,那就是现成的泥塑。

其他知青也都各有一番“历险记”,二队的男生老丁一下水没控制住,就被洪水冲走了,老乡们赶紧去追,水里游的、岸上跑的,一直追了一、二里地,到一个河湾处水缓下来,才把他拉上来。没有老乡他就没命了。

我的第一次下水就以失败告终了。上来以后才明白老乡刚才的指点是多么有用,多么的至理名言。这洪水和我们以前游的湖水、海水完全不同,它粘稠度大,所以浮力特别大,所以不能趴着游,只能站着踩水。

这时几个水性好的小青年已经游过河,又回来了。这次我不敢大意,又虚心请教了一番,按照他们说的要领“站直、用力、手不抹脸”,终于胜利到达了河南岸。可是由于水流急,已经被冲到下游百十来米了,只能往上游走一大截,再下水游回来。几次下来,我的技术有了明显长进,知道在中流水最急的地方,要拼命使劲猛冲过去,划水是要斜对着上游的方向,这样就不会被冲得太远。谁能在最近的距离内到达彼岸,就说明他水性好。

以后我们又学会了捞河柴,尝到了捞河柴的甜头,所以不但不讨厌洪水,反而有点暗暗的盼着发洪水。当然,洪水给人们带来的还是弊大于利,听说别的村有几个女知青就因进沟砍柴碰上发洪水,全都没命了。第二年,我们大队支书张明福的婆姨也被洪水夺走了性命。可以说我们对洪水是又爱又恨哪。

虽说已经在洪水里游了好几次泳,尝到了战胜洪水的滋味,但一直没有看到洪峰。洪峰下来往往是一瞬间的事,它是上游下大雨形成的,跟我们这儿下雨还是天晴没关系,所以谁也无法预测洪峰的到来。

终于在70年夏天,我有幸居高临下目睹了洪峰下来的全过程。那天我们和村里的男劳力正在延河对岸的山峁上锄地,忽然有人喊了一声“洪水来了”,大家赶紧回过头往延河里看。开始什么都没有,只听到由小到大、很沉闷的隆隆声,接着就在能看见的延河尽头出现了一个灰黑色的东西,它像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就开过来了,越来越近,声音也越来越大。只见洪峰的头像一堵城墙,前面齐刷刷的,又高又宽,咆哮着就那么平推过来。洪峰前面是清澈的、又窄又浅的一条小河,洪峰后头则是一条奔腾的巨龙,翻着高高的浪花,怒吼着,势不可挡地冲了过来。村里的人说,“别看很多人都能在洪水里游泳,但再好的水性碰到洪峰也不顶事,那不光是水,里面有很多大石头,碰上就没命了”。

看完了惊心动魄的洪峰,又开始锄地,边锄地边议论纷纷:今天怎么回去呢?看来只能扛着锄头游回去了。谁会游,谁不会游,不会游的怎么办?我们几个知青互相看了看,哈!真巧了,今天上山的都是会游泳的,我们这点本事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大家心不在焉地坚持干到夕阳西下,下山来到河边,细心的组长为几个不会游泳的男社员作了安排,让水性好的两个人拉着一个,再有一个给他扛着锄头,我们这样的就自力更生,扛着自己的锄头游过去。

回到村里,不少婆姨都担心地在村头等着呢,像迎接胜利凯旋的士兵一样,把我们这队泥糊的士兵迎回了村。听说我们女知青也都一个个自己游了过来,有人还直夸我们:“咱村这些女知青娃娃,真有些二杆子劲儿呢!”


作者简介:余小平,女,北京师大女附中67届学生,1969年2月到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杨家湾村插队,1970年12月参军去湖南,1982年考研究生回北京,后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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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石匠和《工地战歌》

孙伟程

 

不知在陕北插过队的同学,是否还记得《延河畔的女石匠》这首歌?歌中唱道:

“我们是公社的铁姑娘,

延河畔上的女石匠。

铁锤手中拿,石錾明又亮,

破顽石,筑大坝,

战斗在水利工地上。

……”

我在陕北,就曾经当过水利工地上的女石匠。

那年,县里动工修建李家湾水库。这是一项大工程,对我们会公社的发电、灌溉大有益。各大队都派民工去工地。当时村里的农活,除了扬场,我差不多都干过了,就没当过民工,所以我积极要求去工地。队长总算点了头,我高兴得第二天就背着行李来到了李家湾。因为这里没有女民工,我就和李家湾大队的女知青住在一起。

开始时,每天挖土、推车、打炮眼、炸石头。我向老乡学习掌钎,手攥紧大铁钎,一锤下来震得虎口生疼,裂开了口子,同时手还要不断转动铁钎,及时清除碎石渣,使炮眼不断加深。抡铁锤时,我不敢使劲,像鸡啄米似的一下一下地打,就这样也免不了打偏,碰了掌钎人的手。可掌钎的老乡从不抱怨,总是鼓励我:“慢慢学,谁也不是生来就会的。”在这些民工的帮助鼓励下,我慢慢地练得也敢抡圆胳膊打锤了。石头开出来了,要一块一块打成规矩的长方体、正方体,我又学上了石匠。开始我连怎么拿錾子,怎么拿手锤都不知道,经常是自己拿锤子砸自己的手,石头还不见下去多少。老石匠手把手地教我,挑那些基本成形比较好打的石头让我练,慢慢地我边看边干摸出了一点门道:左手拿錾子不要握得太紧,和石头面成一定的角度;右手拿锤子,两手配合好,先把石头多余的部分粗粗地打掉,待石头基本成形时,就要仔细一点,一錾挨一錾斜着向下打;到石头的边角时,要注意向里打,如果向外打,就会把石头一角打掉,石头没了棱角一定难看,垒在一起缺了一块也不坚牢。

当我打成第一块石头时,我得意地欣赏了半天。在我眼里,这石块仿佛是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老石匠打趣地说:“用尺量一量,记下,看你一共能打多少方。”我想:不管打多少方,这石头都筑在水电站大坝上。多少年后,就是我离开了陕北,就是人们不记得我们了,但李家湾水电站的大坝永远留下了我们知青的血汗。

打石头时,天很冷,铁錾子拿在手上冰凉刺骨,打在石头上蹦起一点白碴,留下一个白印。在工地上吃的是民工交来的粮食,有玉米面、高粱面、糜子面,菜是没有油的盐水煮土豆。记得陈永红回京探亲前到工地来看我,问我工地生活怎么样?我说:“白面不敢想,能吃一碗热乎乎的杂面条就知足了。”后来陈永红回到北京,到我家时说了这些情况,我妈妈一听就哭了。可我那时还很乐观,没掉过眼泪。就这样我们民工硬是一锤一锤打出了一方方石头,垒起了水电站的大坝。

在水电站工作、生活都艰苦的情况下,以知青为主成立了工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出黑板报,写稿件,在大喇叭里广播工程进度、好人好事,把工地的真人真事编成小节目,在民工休息时演出,深受民工欢迎。我们的节目短小精悍,歌曲节奏鲜明易于上口,民工们经常一边干活,一边哼哼着宣传队演的歌曲。宣传队为鼓舞民工士气,加快水电站建设做出了贡献,也受到了领导的重视,后来成为黑家堡公社宣传队,到全公社30多个大队进行巡回演出。节目全部是自编自演,自己伴奏,乐队很简单:吴北玲、关豆华拉手风琴,苏小平拉二胡,高红十吹笛子,马新生打竹板。我们用陕北的方言、曲调和老乡喜闻乐见的形式演出了大量的节目。

韵白剧《一双军鞋》是何冀平编写的。当时何冀平演北京女知青,我演陕北老大娘,剧情是这样的:在著名的沙家店战役中,一位解放军连长负了重伤。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一位大娘救了他,精心调理养好伤后,大娘又亲手做了一双军鞋给他穿上去找部队。多年后,这位连长的女儿来到延安插队。临行前,父亲拿出那双保存多年的军鞋让孩子穿上,到老区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并教育孩子什么时候都要记住“人民是我们的父母”。孩子后来真的和当年的那位大娘相遇相认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几句台词。大娘:“你,你就是当年张连长的女儿?”女知青:“您就是救爸爸生命的大娘?”“孩子——”“大娘——”女知青扑进大娘的怀里,大娘紧紧搂着她。每次演到这里时,我和何冀平都抑制不住感情的泪水,仿佛不是在舞台而是身临其境。我们没受过专门训练,演技不高。但那军民鱼水之情,祖孙真挚亲情,我们是淋漓尽致地演出来了。这个节目在延安地区汇演时,被评为优秀节目,还被作为北京知青赴京汇报团节目之一。

配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我们还编了舞蹈《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没有服装、道具就自己动手,吴北玲身穿白衬衫,拆床粉色被面做长裙,胸前别一条彩色皱纹纸,演朝鲜人;钟大陆头系一条白布,胸前斜挎一条白幅写着“人民必胜”,演日本人;何冀平穿漂亮花衣服头系一条鲜艳的方巾演美洲人;马新生用油彩把脸涂黑,演非洲人;高益玲穿一件把领子窝进去的上衣,下穿黑色肥裤子,演越南人;我呢,穿上中国传统的大襟褂子演中国人。我们舞姿虽然不很优美,但动作整齐,加上手风琴、手鼓伴奏和大家的歌声、拍手声,这个舞还挺有气势哩。陕北的老乡在观看红火的节目中,也多少知道了一点中国之外的信息。

我们宣传队还演了多场样板戏的片断。那时样板戏虽已风靡全国,但在陕北农村难得看上一次。我们自己看剧本,编动作;听半导体,学唱腔。演《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时,我演李奶奶,郭建农演李玉和,李明芳演铁梅。吴北玲刚好看过这个电影,凭着印象当了这个剧的导演。节目基本排成后,我们又到延长县剧团请宋梅桂团长指导。我把全部感情溶进了李奶奶这个角色中,每次演出都激动得泪流满面。这个戏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价和观众的热烈欢迎。

我们宣传队在参加全县文艺汇演时震了延长县城,最后选拔出我们黑家堡公社宣传队和安沟公社宣传队及县剧团一个剧组到延安市参加地区文艺汇演。记得演出那天晚上,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工地战歌》。傅琼挥舞红旗出场后,由于道具没预备好,其他人误场了,只剩下她一个在台上亮相。她回头一看没有人,就走了下来,引起台下哄堂大笑。把后台的剧团领队急的抓耳挠腮直说:“这下坏了。撂台了。”我们这些知青虽然第一次登延安的大舞台,却不怯场,接着往下演。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展示了工地劳动的热烈场面:打夯、推车、抡锤、打石头……动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有力而又优美,还穿插了轻松愉快的舞蹈。节目结束时,由红色彩绸组成的半圆形不断颤动着,显示出水电工程的美好前景。这个节目赢得了延安观众的热烈掌声。

我在延安插队、工作了11年,其中有苦也有甜,有烦恼也有快乐,在延安这块黄土地上,锻炼了我的体魄,陶冶了我的情操,孕育了我的爱情。提起延安都知道穷,提起插队都说苦,这是事实。不过我认为,凡是在延安这块黄土地上认真磨炼过的人,今后走到哪里,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吃得了苦,经得起考验。

(原文发表于《回首黄土地》)


作者简介:孙伟程,女,北京师大女附中六七届初中生。原在延长县黑家堡公社康家沟大队插队。现在北京崇文区化工油漆原料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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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系 陕 北

(插队生活回忆)

林纪春

(一)

记忆中的陕北并不美。1969年1月27日,在滚滚的黄尘中,解放军的敞蓬卡车把我们送到了黄土高原的小山村——延长县交口公社贺家川大队。映入眼帘的是满目苍黄的沟、梁、峁、坡和分布在山上鱼鳞状的贫瘠的陡峭耕地。

黄土高原曾经是一片秀美肥沃的土地,有着大面积的森林植被,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这里走出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诞生了辉煌的秦帝国;建立过举世瞩目的强汉盛唐……然而,曾经的灿烂文明被人类的贪婪逐渐毁灭。从历史上的“蜀山秃、阿房出”、帝王陵寝的黄肠题凑,到近代的“大生产”运动和建国初期的垦荒开荒,使这片黄土地不堪重负,生态环境被破坏,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陕北的地貌变得千沟万壑。

这片沟壑纵横、贫瘠的黄土地,你来过后是激动,生活过后是留恋。人往往是这样:身临其境觉得没什么,甚至产生厌恶。一旦离去又让你梦绕魂牵,时刻把她想念。这种失落的情绪会随着时间的漫步,越来越深的延续下去。咎其根源,还是对生活的这片黄土地上勤劳、忠厚、善良的陕北人民和第二家乡的父老乡亲、婶子大娘、兄弟姐妹的深切眷恋与思念……

 

(二)

刚刚下乡的时候,最大的生活困难是饥饿。由于知青不会干农活或者懒不出工,挣的工分低且少。生产队是按人口和工分结算分粮的,人口和工分的比例按当年夏、秋季农作物总收成的4 :6分配,蔬菜、青麻、红枣等副产品则全部按工分分配。按人口每人四斗(一斗四拾市斤)带皮原粮,按工分则六斗,用小队全年的工分总数除以按比例6留出的粮食总数,得出每个工分的所分粮数,再乘以每家每户的所挣工分总数,就是你该分得的工分口粮。知青的工分很少,所以只能分到基本口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一年160斤至多200斤带皮原粮是个什么概念,饥饿是可想而知的。

善良的老乡在充满泥土气息的庄稼地里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填饱肚皮。

春天,是青黄不接的季节。阳春三月,向阳的坡地上嫩绿的苦菜、小蒜、芥菜、苦麻等野菜生机勃勃地钻出地面,用小镢或镰刀一会儿功夫就能挖满满的一抱,脱下上衣包起带回窑里,或熬粥,或蒸玉米菜团子,也可以用开水焯了凉拌,那原生态的清香便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吃起来更是香甜无比。

清明前后,春风杨柳万千条,鹅黄色嫩嫩的柳芽、崭青碧绿的杨树叶,用开水焯过后放在凉水中拔,每天早晚换两遍水,三五天后苦涩的味道尽失,就可以吃了。最好吃的是榆钱儿,爬上高高的老榆树,迫不及待地把一串串榆钱儿塞进嘴里,直到吃的肚皮滚瓜溜圆,才一嘟噜地摘进柳条筐中,溜下树来背上筐,恋恋不舍地踏上回家的小道。那香甜甜、粘滑滑的感觉犹如在嘴边,至今令我回味。榆树皮磨的面叫榆面,粘合力很强,通常和麦、谷糠混合起来蒸窝头,否则麦、谷糠性松散不成型,也就是拿不起个儿来。

榆树浑身是宝,榆钱儿、榆叶、榆树皮甚至锯末都可以吃。听老乡讲,过去,时逢荒年,饿殍遍野,草根树皮都无处可寻,有一人家靠吃榆木锯末生存度过灾年得以繁衍生息。高尚的榆树在荒年、兵灾、人祸中不知救过多少穷人的性命。


(三)

夏天,黄绿色的小麦快成熟了,掐一把麦穗在手掌中来回揉搓,然后吹去麦茫和麦壳,剩下鹅黄透绿色的饱满麦粒,倒进嘴里嚼,那清香犹如醉人的美酒让你回味无穷。比小麦稍晚成熟的是碗豆,摘几把碧绿的豆英,剥开后是胖胖的如翡翠般的嫩豆粒,吃进口里甜丝丝的。

秋天,可吃的农作物就更多了,掰上几株青玉米,不要太老,也不要太嫩,青皮包衣、穗子深棕色略干的玉米最好,剥去外皮,留几个内皮刚好包住玉米棒子。拣一抱柴禾,就山坡地挖一条与玉米棒子等宽、深一尺左右,与坡地走向垂直的沟,底部为平台状便于烧火,上部略窄便于聚热和排烟。把玉米架在沟上点火烧烤并翻转,等玉米袍烧焦了,里面的玉米粒也熟了,散发着爆玉米花的芳香,焦黄的玉米粒吃一口香掉牙。

烧洋芋、红薯所不同的是挖一个圆坑,上留烟道,下留烧火口。拔一抱白黑豆均匀地放在圆坑顶部用湿土封好,再找柴草把火点燃,约两三袋烟的工夫,白黑豆就熟了,扒开封土撤出豆秧,把偷来的洋芋、红薯放在坑中用炭火埋好。刨洋芋、红薯时要选择不大不小的匀溜块儿,块儿大不易熟,块儿小又烤焦了。这时,就可以享用香喷喷的一粒粒烤的焦黄的豆子了,围坐在坑边一个个吃的手上、脸上、嘴上都是黑的,像一帮小鬼儿,焦急地等待着洋芋、红薯的烤熟。


(四)

冬季,除去大年初一到初三放假,就没有冬闲,全部劳力都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打坝、修梯田……,过革命化的春节。

在工地边的黄土悬崖上有一窝窝的野鸽子。大雪过后扫出一片平地,支起筛子,用一要细麻绳系在支点上,拉到人隐蔽的地方,筛子底下撒一把高梁或玉米粒,静静地等待不多时,饥饿的麻雀、野鸽就会谨慎地、东张西望地来到食物跟前,一两只先试着进入筛底吃上几嘴,然后就惊慌失措地飞跑,在附近停留一会儿,确认没危险后再回来吃,如此反复几次便全部进入罗网,放心大胆的吃起来。此时,你只需突然拉倒筛子,扣住它们。把麻雀、野鸽掏空内脏,糊上黄泥,架起篝火,时候不大就可以吃上野味了。

捕捉野兔需要用细铁丝做一个活套。野兔有走老路的习惯,从洞中出来吃食无论走多远,必定从原路返回。可以从新鲜的脚印中判断,单行的脚印是未归,双行的脚印是已回洞,把套隐蔽地下在单行脚印的灌木丛,高度是野兔的身高,直径是兔头略大。野兔从原路返回一头钻进套里,进去的时候耳朵是顺碴的,想退回来耳朵就碍事儿,越托挣扎越紧无法逃脱。

捕捉狐狸的也是我爱做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冰封雪飘寒冬腊月,在下大雪的漆黑夜晚,把干红枣去核装进砒霜,放在平日狐狸经常出没的地域。放了几个红毒枣,放在了什么位置一定要记住,第二天要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找回,怕放羊的娃捡到吃了中毒惹上人命官司,大人们都深知此道不会误食。

茫茫的雪地上如果发现红枣不见了,又有新鲜的狐狸脚印,就可以顺着脚印去追,或在雪地中,或在狐狸洞内,总会有死去的狐狸。拣回后皮可卖到供销社,这个季节的皮毛最好,可以卖6-7元,买上几斤散酒几盒纸烟,炖上一锅野兔、野鸽肉,那生活过得也有滋有味……。

如今陕北的插队生活已过去三十四年,但那一幕幕的回忆永远地留在了尽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越发清晰起来,让我回味和难以忘怀。

 

(五)

前面,拙文《情系陕北》的1-4小节,简要回忆了陕北插队生活中关于“吃”的零星片断,沟起思绪万千,往事如过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蹉跎岁月中的经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现就插队生活中“住”追忆如下。

我下乡住的是自己打的土窑洞。提起窑洞就不能不说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土沉积区,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按“风成说”是西北部的新疆、甘肃、宁夏和蒙古高原的干旱化,每逢大风起兮,粗大的石块残留原地形成“戈壁”,较细的沙粒吹向东南形成片片沙漠,细小的粉沙和粘土随风向东南飘移,遇秦岭的阻挡后风力减弱便停积下来,堆积而形成的黄土高原。                    

黄土的平均厚度为50-80米,最厚可达130米。黄土的颗粒细腻,垂直节理发育,质地致密,较难渗水且直立性较强,为窑洞的安全性提供了保障。同时,窑洞的建造只需少量的木材做门窗,其它建筑材料概不需要,这对贫穷的陕北是十分经济的。再者,窑洞既防火、防风又防雨、防噪音,又冬暖夏凉和节省土地、资源,是黄土高原独特的产物。

窑洞是陕北民居的象征。勤劳、朴实、贫穷的陕北老乡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打上几孔窑,娶上个婆姨,生下几个娃,然后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摔八瓣的下苦,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下去。

 

(六)

1971年春节,也就是到陕北插队后的第二个春节,我有幸参与了自己打土窑洞的经历。节前,所有一起插队的同学都回北京了,由于家境贫寒,自己囊中羞涩留在了当地。知青每人240元的安家费中有80元是建房打窑的,村里决定给8名知青打四孔窑,提出安家费中的640元做为队里的副业创收,完工后按工分结算分给每个参与打窑的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打窑的第一步是选窑址,要请阴阳先生(当时处于文革中,阴阳先生都是地下工作者,大家心照不宣)用罗盘测风水,选择背风向阳、山体结实地方做窑址,其对面也就是窑门所对的正前方不能对着沟,要尽量面对较高的实山,这样才能五谷丰登,家境殷实。

第二步是祭土,出于对大自然的崇拜,动土前要撮土焚香,三拜九磕。所谓撮土焚香、三拜九磕就是面对即动土的地方就地撮一小堆土,点燃三支经济牌香烟,用空酒瓶装上凉水代替烧酒虔诚的洒在土堆前,然后跪倒在地拜上三拜,磕上九个响头。

第三步按确定的窑洞方位先“刮崖面子”,也就是由上至下垂直90度切割山崖或山坡,打出一孔或多孔窑洞立面。如果窑前有沟或洼地,刮下的土自然会将其填平,夯实后成为院落或窑前平地,如果地形不利则需用架子车甚至人担,倒在相对较远的地方。窑洞立面成型后要由手劲大、眼力好、技术高的人在立面上刮上“水波纹”图案以利于泥窑面时泥与窑面的粘合。

第四步是打窑洞。窑面子刮好后,就开始打窑。用小镢先把窑洞的间距、形状画出,窑与窑的间距约六尺,窑洞内宽一丈或丈一,高丈一或丈二,进深二、三丈不等。拱部矢高约五尺(矢为拱部弧的半径)。打窑洞的过程就是按窑洞的形状把土挖出、运走,进度不能操之过急,进尺多了里面水分大容易坍塌,一般每天掘进2-3尺为宜,窑内经过一夜的通风干燥、水分蒸发,黄土重新集合胶结变硬,安全系数便会大大提高。

 

(七)

第五步是“剔窑”,新窑打好之后,从窑顶开始用小镢剔出拱型,弧度要圆,要刮平整。然后剔窑帮,把内壁刮光、刮平整,等着空洞晾干后,用黄土和铡成寸许的麦秸和泥,用来泥窑。泥窑的土必须用干黄土和泥才有筋(韧性),用湿土和的泥固然省水,但泥性粘,拉不开抹子不好用。泥窑至少两遍,讲究的泥三遍。第一遍选用粗泥,麦秸的含量要高,便于粘合,第二遍用细泥,含少量麦秸,为的是把窑内泥的光滑平整,并用小抹子压出光来,增加美感。最后泥“刮崖面子”,也就是一孔或多孔窑洞立面。此时的窑就算基本落成。

第六步在窑内预留的土方——炕和锅台的位置挖出烟道、锅位、灶火坑。在窑洞开口处靠近一侧的垂直窑面内,戳一个垂直烟道与炕上的烟道相连,炕上的烟道要顺炕的走向开三条,一则为烧火暖窑增加表面积,二则烧火时三条烟道的烟在空气流动的作用下同时拥向垂直烟道而产生抽力,免得烧火做饭时窑内罡(gang拼音读四声)烟。戳垂直烟道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使用的工具类似“洛阳铲”,戳下去带出泥土,要保证不偏不移,准确地与炕上的烟道对接,还要作到略微的上窄下宽,类似北京的拔火罐儿,好的戳烟道把式戳出的烟道抽力大、不倒烟。

把炕上的烟道用石板盖好,和泥抹平,也是两三遍。锅台用一整块与锅台等面积的石板装饰,石板中心挖一大一小两个圆,前后排列,前面的小圆放一口小锅用于温水,后面的大圆放一口大锅用于作饭和炒菜。

(八)

第七步是安门窗。把早已伐下的、去皮、风干好的、笔直的圆木横架在窑洞口内侧尺许、窑洞两侧圆弧下垂方向与地面垂直线交汇处,也就是窑洞顶部半圆弧下方的水平直径线上。在窑洞口内侧两边窑壁各凿一个洞,一边深一边浅,把圆木的一头探进深洞,另一头与窑壁平行,以便于推入浅洞中,待另一头被推入浅洞,圆木取中,使之压强均匀地分布在于两侧墙体,用木楔固定,相当于横梁。

木匠做门和窗使用的工具都是原始的木锯、锛子、刨子、凿子、斧子等。木锯分大、中、小三种,大锯用于伐树和圆木破板,中锯用于木材成型,用小锯加工卯榫和精细工艺。锛子类似于斧子,但横着使用,把子长于斧子,相当老蕨的使用方法,用于树干的去皮和圆木造平。刨子也分大、中、小,分别加工不同的木材平面,还可以换不同的刨刃用于加工槽和花边等。

安门窗,一般是门上高处正中安高窗,和门平行并列安低窗,高窗为活扇可开关,低窗靠炕为死窗不能开启。门一般为两片活扇放在户枢之内。户枢是四块半尺见方的立方体木块,一半埋入土中并与门槛、门楣连成一体,面上各有一个圆坑,把门轴嵌入坑中使门扇开关自如,俗话说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户枢就是这四块木块。

最后讲究的人家打上院墙,打上眼旁窑盛粮食、农具。再给鸡狗垒上窝。

上述工作全部完成,让窑自然干燥后,就大功告成了。乔迁之喜的时候,点柴烧炕,满窑生暖。炸上油糕,烫好米酒,亲朋乡邻盘腿围坐炕上,用漆着大红油漆、绘着孔雀牡丹、花花绿绿的木制方托盘送上几老碗荞面饸饹,浇上油泼辣子,拌上葱花、芜荽,个个吃的满面红光,那种满足、喜悦和其乐融融之情溢于言表。

(九)

在情系陕北(插队生活回忆)之1-8小节简要叙述了插队生活的吃和住,从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四要素来讲,还缺失衣和行两个方面,现就陕北农民的“衣”一着装追忆如下。

无论多么华丽的服装,其基本功能不外乎御寒遮羞和增加装饰美感。但在陕北这块相对封闭贫穷的地域,农民的着衣却别具一格,在习惯爱好上形成另类的审美观念。

刚到村里时是冬季,我发现男人们的穿着为清一色的黑对襟棉袄,上缀雪白闪亮的大白扣子;而夏天穿的白粗布长袖褂子或齐肩无袖汗榻,上缀乌黑的大黑扣子,觉得特别扭,因为北京的白汗衫是钉白扣、黑色或深色的衣服钉黑扣,十分不理解,问老乡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老乡说:“为美嘛”。可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审美观念别具一格。再者,陕北人爱穿用山羊或绵羊皮缝制的白板老羊皮袄或坎肩,不挂布面,外表就是熟过了的羊皮。土办法熟羊皮用小麻油(也叫青油),硬糜子面和芒硝,用粗糙的石片刮去干羊皮上残存的肉和脂肪,用上述三种材料的混合物来回揉搓皮板,直至皮子软化,然后阴干。此种穿法只见于黄土高原地区,配上头上勒着的白羊肚手巾,已成为陕北农民光辉形象的象征,为敏感的摄影家、文艺工作者所采用,登上画报书刊和搬上舞台。

40年前,陕北农民的衣料是自家婆姨、女子自己织的土布(又称老布或粗布),有婆姨、女子的人家几乎都有纺车和织布机。纺车是木制的,一个大轮,一个小轮,用羊皮绳、木轴互相连接,原理类似自行车的轮盘和飞轮。大轮盘边缘有一手柄,小轮中心有一尖型铁锥,用手摇大轮盘一圈,小轮中心的铁锥不知要转动多少圈,利用转速把棉花纺成线。

棉花在我国引进栽培的历史大约在宋、元时期,延安地区除宜川、延长、延川部分地区有种植外,其它县(区)均不产棉花,我所在的生产队恰恰就有少量的棉花种植。清明前后撒下棉子,十几天出齐苗后经间苗、锄草、施肥、打尖、掐棉桃等工序,到深秋棉桃呈棕色的时候会裂开突出雪白的棉絮,就可以采摘了,把棉花摘回后铺在苇席上晾干,这就是皮棉,把皮棉,用轧花机轧去棉籽就可以纺线用了。

把棉花搓成铜钱粗细,八寸长短的棉棒棒,婆姨、女子们坐在纺车前,右手摇动大轮,左手将棉棒棒往高转速的铁锥尖上轻轻一碰,优雅地向侧后扭动腰肢、轻舒长臂,拉出均匀的细细长线,随后,身体前顷,手臂回送,利用反转把线绕到套在铁锥上的活动线轱辘上,如此反复待轱辘上缠满线再换新轱辘。

纺好线再经过几道工序后,把线分上下两层在织布机上交汇,称之为经线。织布机也是木制原始的大概可以追朔到宋、元时期,其原理、结构我也不清楚,无法详细描述,只见过婆姨、女子们如何织布。纬线缠在梭子上,用梭子在两层经线前后来回穿梭,交汇在织布机上,每穿一次梭,脚要踏一次踏板,手要向前推一次横档,为的是把布织的致密。如此的手工操作,要把一根根细线织成一匹匹布匹,陕北妇女是多么的艰辛。

布匹织成后呈略黄的原始白色,如做长袖褂子或汗榻可以直接缝制,如做夹衣或棉衣则需要染,用一口大锅架上柴把水烧开,把染料放入,再加适量的食盐和醋,布匹放入水中煮约40分钟捞出晾干,就变色为黑布或蓝布用于缝制衣裤。

当时,陕北妇女不着裙装、短裤,也没有内衣、内裤,至多贴身系上一个“红兜肚”,上面绣花,五冬六夏单一的长裤和中式对襟袄。农民很穷,能买得起“洋布”的人不多,只有逢农历过大年,如花似玉的年轻婆姨、女子们才能扯上一块碎花平纹布做一件中式对襟花棉棉袄,纽扣盘成小蒜疙瘩状,下装配黑蓝色粗布裤,在高原土黄的色调中增加了姹紫嫣红的亮丽,为情窦初开的我们形成了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线。

陕北的老人不分男女、不分冬夏,都爱穿清朝式样的大襟(也称偏襟)上装,下装为裤腰肥大、前不开口儿、宽松的免裆裤子,穿时折叠裤腰裤裆,腰上系布条或纺织的线绳,叫裤腰带。此外也爱系“兜肚“,单一红色,挂有胸前护住腹部避免受凉。此种穿法变多见于儿童。

陕北农村男人不带帽子,用白羊肚手巾包头在脑门上方系扣,夏季遮阳、擦汗,冬季御寒。写到此不由的想起悠扬的陕北“信天游”中“白羊肚手巾儿,哎……,三道道蓝,哎呀,见面面哪个容易,拉话话难”……

陕北农村人穿鞋当地叫“孩”,是自家婆姨、女子手工做方口布鞋,把破衣烂衫、旧碎布,用糨糊一层层糊在门板上,大约6-7层,晒干后揭下叫“咯被”,按不同的人和脚的大小,用纸样子比照剪出鞋帮的形状,面上贴上新布,用白布条缝口,再比照鞋底剪上5-6个“咯被”鞋底片,也用白布条包边,用糨糊粘起,用针穿上麻绳纳鞋底,每纳一针都在长发中蹭几下,再纳第二针。做鞋的好坏、快慢是区别婆姨、女子巧、拙的唯一标准。曾有心灵手巧的同村女子给我做过鞋,确实穿着舒服、结实耐用,爬山越岭从不打滑。

随着时代的变迁,陕北人的衣着服饰早已与时代接轨,再也没人看着“别扭”了。


作者简介:林纪春,男,1969年1月到延长县交口公社贺家川插队,1974年10月到北京市地质局工作,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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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办代销店

陈平俊

 

小时候喜欢看母亲翻箱底,喜欢看那些压在箱底的有趣的旧式衣服。可那时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明知不会有人再穿却还保留着它们,直到后来我也开始把自己的旧衣服留在箱底。它们是纪念品,是某种物证。它们能告诉我,那遥远的过去并不是梦,能让我感叹一声;“哦,那时候……”

旧衣服中有一件褪了色的红黑格子的土布褂子,是我19年前插队时穿过的。尽管有关的记忆大都被似水流年磨去,依稀中我回想起当年自己穿着那件小褂挑担行走在延河畔上的样子。那是我,作为大队代销店的代销员,正把收购来的鸡蛋送往公社的供销社。

我插队的地方是陕北延长县黑家堡公社白家角大队。记忆中,那个代销店,也称代销点,是我插队的第二年开张的。当时我正在村里当饲养员(也是当时唯一的饲养员),常在村内,所以队里就派我兼管代销点。不久,同属一个大队的邻村办起了粉坊。把猪场迁了过去。我就回去干农活,代销点却仍由我管,直到1972年底离开陕北。

大队代销点是远在十几里外的公社供销社为方便当地老乡办起来的。我们大队有三个自然村:张家湾、张家渠子和白家角。队部设在位置居中的张家渠子,我所在的村。代销点设在大队部院内的一孔石窑里,与我们几个女生借住的老乡家为邻。它原先的主人是土豪,我们到村后不久这家就从院里迁出去了。院内是青石板漫地不露土。整座院子整齐有气派,全大队没有谁的住处能比得上。

代销点占的窑洞位于院子的西南角,因为刚好面对着一座坐西朝东的平房的南山墙,光线被挡住,窑内总是很暗,白天也常点灯。窑洞一进门右手是一溜炕,所以只能把用宽木板搭起的货架立在窑的尽里端。我再在货架前拦一条宽木板充作柜台,从底下钻进钻出。我个子不大,钻起来不费劲。

店里的货不多,全部加在一起值不到500元。除了盐和煤油,大概也就够装一副货郎担的。最大宗的是粗盐和200公斤煤油;值钱些的是二三元一条的纸烟和一元左右一斤的水果糖;其它零星用品除了小学生用的练习本、铅笔、墨水、小钢笔、橡皮、尺子外,还有煤油灯(那里习惯叫美孚灯,大概因以前充斥中国市场的美孚石油产品而得名吧),油灯罩、灯蕊、火柴、发夹、毛巾、梳子、电池、挂锁、肥皂、草纸、粗瓷碗、竹筷、针线、草帽和窗户纸。当时窑洞的窗户很少有安玻璃的,都是用那种窗纸(北京叫高丽纸)糊起来的,所以窗纸总是很好卖。

顾名思义,代销点就是为公社供销社代卖,由供销社提供货源。为此,供销社不定期地按我销售额的一定比例付给手续费,大约隔几个月有10元左右。除了代卖货,小店还代购鸡蛋。队里不仅交粮交猪有定额任务,交售鸡蛋也有任务。以前老乡们嫌去供销社交售鸡蛋得跑十几里,所以宁愿趁赶集时把鸡蛋带到集上去卖,定额就常完不成。自从有了代销点,老乡们卖蛋不用跑远路了,任务年年超额完成。

有一句并不逗人发笑的俏皮话——乡下人的银行是鸡蛋屁股。就我所知,它一点不夸张,实在贴切得很。当年在陕北这样的穷地方,农民们除了年终分红或卖口猪可能见到现钱外,一年到头手里几乎都没有什么现钱。除了北京知青,进我的代销点的差不多没有拿现钱的,往往都带着鸡蛋。蛋多的盛在篮子里拎着来,蛋少的裹在布包里捧着来。也常有人急急地用碗端着六七个蛋找我买盐,那大多是临做饭时发现家里断了盐。那蛋有的摸上去还是温温的,显然是鸡刚下的。年轻的小媳妇、没出阁的大闺女(其实不过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和有娃娃的大嫂们),常在进城赶集之前拎着几十个鸡蛋上我那儿卖上几块钱,好为自己或孩子在城里扯几尺花“洋布”做衣裳。学生娃娃则常兜儿里揣几个鸡蛋来“买”本子、铅笔或一角钱六块的水果糖。

老乡不常来打煤油。他们舍不得花钱点煤油灯,通常是去十几里二十几里远的油矿挖些黑糊糊的油底子,用它点那种老式的用油捻的豆油灯。

除了大队部,常打煤油的是北京知青。全大队有近20名知青,男女差不多各一半,分住在三个村。知青光顾代销点自然都用现钱。除了买煤油和盐,女生常来买电池。她们一般比较仔细小心,晚上常要用手电。男生几乎个个都抽烟,常来买  纸烟。店里的烟常有四五种,以供买者“各取所需”。最便宜的和最贵的烟卖的最快。最便宜的是一种九分钱一盒的“经济烟”,买者多是村里的小青年。知青买的是店里最高档的“飞马”和“黄金叶”。大概是我管小店的最后一年,我成了坚决的“反吸烟者”,在我的小店里推行“禁烟政策”。首先拿男知青开刀,不再卖给他们纸烟了。他们徒劳地试着跟我磨过几次,知道我对他们的烟瘾没有同情心后,就请老乡出面替他们到我这儿来买,却屡屡被我识破。很简单,老乡们不会有钱买整条的“飞马”或“黄金叶”。老乡们也不会撒谎。只要我问一句:“是不是给×××买的?”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全告诉我了。现在想想自己当年很幼稚。男知青们在我这儿买不到烟,仍可以从公社供销社或县城买到的。这大概也是他们容忍了我的“擅权”,没有因为买烟问题和我正面冲突过的原因吧。

除了每隔十天半月要占一天上工时间去公社送鸡蛋和办货外,经营小店全靠业余。在猪场干活时,时间比较灵活,管起来还挺从容,后来待我和大家一样整天出工时,再管小店就觉得紧张了。小店只有在我出工前或收工后才能开门营业,常常是收工还没进家门就有“顾客”守候着了。送走老顾客回家刚端起饭碗,又会有人来叫。我们四人住的窑洞与大队部院子只隔一堵院墙,所以顾客们常常隔墙“呐喊”我。调皮的学生娃子们更会爬上墙头朝我们的窑乱喊乱叫,大有我不马上过去开门就让我们大家不得安宁的架势。

这种“随叫随到”的服务方式应该说很适合我的小代销点。在那个一切都不按钟点不按星期几的地方,根本无法实行定时服务。所以这个小店免不了有时让我叫苦,因为我几乎无法知道什么时间是自己的(有类似问题的是与我同窑的一位做赤脚医生的女同学)。

比如,逢雨天不能出工,我本来想象伙伴们一样美美地睡上一大觉,可偏偏这会儿就会来人叫我去开店的,把我的觉搅了不说,还吵醒了同窑的伙伴。我们的农村生活可不像一般想象的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大队是县级学大寨先进典型,白天干了一整天,晚上仍不得闲,不是熬夜政治学习就是月下夜战深挖地。忙起来一夜常常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白天走路都能睡着。因为太缺觉,脑子总是沉沉地发木。可想而知,雨天不出工时的睡觉机会对我们有多宝贵。

遇上我生病不出工在窑里休息,也常得“带病坚持工作”。只要是爬不起来,人家找上门来就不好意思拒绝。有一次我感冒发烧盖着被子发汗,同伴们就把我反锁在窑里,好让我不受打搅。昏睡中我仍听到有人喊我,好几次窑门外有脚步声近了,又远了。这种时候,同伴们会在收工后替我去照应小店(回家探亲时,我也是请同伴代管)。

除了生病,难免也有别的时候未能“随叫随到”。那多是轮到我做饭,我正手忙脚乱围着锅台转的时候。不能享受做饭乐趣的我此时容易上火,听人一叫常会烦躁地隔墙回上硬梆梆的一句:“等会儿,正忙着哪!”多数人会耐心地等在那儿,也有不等的。要是过一会我跑过去却不见来人,我会好一阵闷闷不乐,一边怪自己刚才态度太凶,一边直盼着人家快点再来。

鸡蛋收得四五十斤够装一担了,就得往公社供销社送。鸡生蛋的季节,自然就送得勤些,有时七八天一次,有时十天半个月一次。队里有拖拉机去公社时,也偶尔代我送上一两回,只是路上会颠破不少,不如我挑担子来得稳当。每次我都是去时挑蛋,回来挑货。虽说一趟往返20多里,与平时干活挑八九十斤比,四五十斤的担子就不算什么了,而且一个人赶路累了想歇就能歇。我一般是早饭后八九点出发,下午两三点钟返回吃午饭。要是出发晚了,就得带点干粮路上当午饭。有一次动身时已近八点,我看家里没有干粮就去邻家讨。当地老乡习惯一次蒸许多干粮吊在窑顶下的蓝子里(老鼠够不着),随吃随拿。邻家大嫂就随手从吊篮时摸出两块玉米面馍馍给我。半路上想吃时掏出一看,发现馍馍上有许多绿霉斑。常言道,饥不择食。我只掰去绿霉多的地方,把两块馍吃得一干二净。那时的肠胃也够结实,一点事也没有。

一路上只是怕饿着,不必怕没水渴。沿路常能找到岩缝中渗出的水珠滴在低处岩块上积成的小水窝,水质清凉甘甜。冬天那些渗出的水滴会形成长长的晶莹的冰柱挂在石崖下,只需折下一根便可解渴。

到了供销社,接待我的常是一位虎背熊腰的姓兰的年轻人。只要我一到,他总是尽可能先招呼着办我的事,办起事来麻利痛快。每次我都先交鸡蛋,然后他领我到供销社门市部,让我直接从货架上选我想办的货。除了煤油和食盐得等队里的拖拉机来办事时再顺便运回村,选好的货就放在刚刚装过鸡蛋的筐里由我挑回去。

回村之前,我不会忘记去公社的邮电所,给自己和别人寄信取信。不知如今那里是不是已有邮递员送信到村里,反正当时没有。外来的邮件只送达公社邮电所,然后是得靠来人捎回村交给收信人。邮电所是知青们最爱去的地方。我在那儿常碰到其他村的知青,尽管不认识,从言谈举止和衣着上总能辨认出来。

说到衣着,那件我珍藏在箱底的红黑格子土布褂子是我去公社时常穿的。那块土布是我大姐在山西参加“四清”时从老乡那儿买来送给我的。母亲把它做成一件对襟小褂,说我干活穿正合适。我却舍不得穿着它干活。那时的衣服非蓝即灰,所以这件黑红格子衣服我很喜欢,怕干活穿坏了,只在出门时穿。正面晒褪了色,自己翻改一下让原来的里面朝外,接着穿。土布褂配上我那张风吹日晒的黑红粗糙的脸,使我看上去颇像当地的婆姨女子。离开陕北到陕南当工人后,一位与我在同一公社的男知青告诉我,他以前在公社邮电所见过我几次,没看出我是知青。

去公社我几乎每次都是独往独来,也不感到寂寞,可以体验到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惬意。当我挑着担子颤悠颤悠地走在蜿蜒在延河畔的公路上时,常是除了自己看不到第二个人影。耳中只有河水汩汩的流淌声,各种鸟的鸣叫和微风吹动树叶及庄稼叶的沙沙声,眼前是绿的田野和黄色的山峦绵延起伏。在蓝天白云下,使人心旷神怡,忘记了担子的沉重和砾石路面的硌脚。这时我会什么也不去想,任自己陶醉在这片大自然的宁静之中。只有隆隆而过的卡车或从远处山坡上传来的牧羊人的吆喝声才会偶尔打破这片宁静。这样的宁静离开陕北后再未感受到过。倒不是没有再走进过大自然,只是都是结伴而行,没有机会独享。

1972年底招工进厂要离开村子时,供销社来人查了账,清点了货,与我把一切都了结清了。当时队里没确定由谁接手,我甚至不知道它会不会再办下去。可我不敢张口问。我很舍不得离开村子,舍不得离开待我们亲如父母兄弟姐妹的乡亲们,舍不得丢下我的小小代销点,可又没有勇气留下。

离开陕北转眼已19年。回首四年的插队生活,管理小代销店的经历最让我感到愉快。用时髦的话说,当年那个小代销点使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当我从老乡们的手里接过鸡蛋,把他们需要的日用杂品交到他们的手里时,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自己是有用的。小店能一直办得顺顺当当,得到大家的欢迎和肯定,又使我得到某种心理平衡。在同灶的四个女生中,我个子最小,体力最差,干农活比不过她们,工分也挣得少,多少有些自卑。小小的代销点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另一面,增强了我的自信心。

如果此生有机会故地重游,我会记得去看看当年的代销点是否还在。

作者简介:陈平俊,女,北京师大女附中六八届高中生。原在延长县黑家堡公社白家角大队插队。现在中国日报社工作。

(原文发表于《回首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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