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九)清明

    清明自古是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气，不知从何时起，成了祭祀的日子。在这个万物生机勃发的阳春里，人们会想起故去的亲人，虽然阴阳相隔，但亲情依旧，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在城市，还是农村，活着的人在这一天，用各种方式来寄托对逝者的哀思。

    清明节在陕北高原有些特别，在香烟缭绕的小村里，不时会透出几缕愉快和期盼。刚刚脱下破旧棉衣的孩子们，脖子上挂着一串串小花馍，手里攥着红红绿绿的彩蛋。这些花馍馍只有饺子大小，大多是各种小动物的形象，兔子，刺猬，小狗，老鼠，小猪等。婆姨们用灵巧的手捏出各种形状，再用细齿的木梳在小动物身上压出一根根的毛，用剪子剪出背上的刺，蒸熟后再用筷子蘸上红、绿和天蓝的色彩，在小动物的身上画上圆点或曲线，增加了鲜活感。用粗线把蒸熟的花馍馍串成长串，挂在孩子脖子上。孩子们舍不得吃，时间长了，馍馍干了，孩子们一跑起来，会发出呱啦啦的响声。

    在陕北，清明节上坟用的主要祭品是馍馍，因此，馍馍便做得格外讲究。 虽然，白面在贫困的山区很珍贵，但清明的馒头是一点也含糊不得的。面粉要用箩细细地过，把雪白的面团揉成各种形状。为男人做的馍是圆形的，再把面搓成细长条，在馍上盘出各色花样。婆姨的馒头是椭圆形的，给未出嫁的姑娘做的馒头最华丽，形状象是小姑娘梳在头两侧的抓髻，两头大，中间细，腰间系着用细面条盘成的彩带，弯曲飘逸。据说这象征着少女的纯真和美丽。在分享了爹妈的馍馍之后，姑娘自己的馒头却不吃，用蒸布包起来，一直搁到馒头干出了道道裂纹。也许是馍馍太考究了，舍不得吃，也许是渴望把处女阶段延迟得越长越好。

    用于祭祀的是普通的圆馍馍，光溜溜的，没有点缀。扫墓时，男人们手提柳条编成的篮子，里面除了馒头还有酒盅，酒壶，香烛和纸钱。纸钱是用白纸剪成的茶杯口大的圆形，中间一个正方形的洞，纸钱之间并不剪断，而是一个个连成一串或一页。

    男人们在各家的坟茔里，为逝去的亲人铲草，添土，用铁锨翻出湿润的黄土，把坟头拍得光亮亮的。人们相信，坟墓是逝者的驻地，墓穴是房间，坟头是房顶。坟头一定要年年修整，还要检查排水沟是否通畅，不可漏水。在墓前的石桌上摆上祭品，把酒盅斟满烧酒，点燃香烛，磕头祭拜后，把纸钱压在坟头上。男人们坐在阳光下一袋一袋地抽烟，直到香烛燃尽，便起身把祭品重新放回篮子里，带回家。也许是馒头在贫穷的山区太珍贵了，人们不会把馒头留下，供地下的先人去享用。

    新窑库村里的墓地大都是一片一片的，那是家族坟茔，最老的祖先在最前面，子孙们按辈分“人”字形排开。也偶尔见到独立的墓碑，那是外来的人客死在此。山间的小路中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坟，没有墓碑，没有人扫墓祭祀，那是姑娘坟。按照风俗，没有出嫁的姑娘去世，不能埋葬在娘家墓地，只能另立孤冢，地点要选在人们经常走过的岔路口，不知道是不是期盼着，用脚步声来解除姑娘的寂寞。远远望去，高高的干枯的蒿草还没有返青，在风中摇曳，下面的土丘由于从来没有人来添过土，已经很小，但还依稀可见，土丘的下面静静地睡着一个姑娘，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我没有打问过她是谁，也不知道她如果活到现在该有多少岁，但是我每次路过这里时，都会心里发酸，我会不自觉地驻足，陪她一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里时兴办阴婚。把未出嫁就死去的姑娘，嫁给一个未娶亲就逝去的男人，吹吹打打，棺材上披红挂绿，办完喜事，姑娘便能名正言顺地安葬在丈夫家的坟茔里，享受和其他已故婆姨们一样的待遇。

    人常说，家里要有男人，没有男人，就断了香火，这种说法在这里是确确实实的。在陕北，上坟是男人的专利，女人是不能为祖先扫墓的。家里儿子多，孙子也就多，上坟的时候人多势大，很风光荣耀。寡妇不能单独为公婆上坟，而是带着儿子一起去，摆好祭品后，点燃香烛，她是不能祭拜的，要由儿子来拜，如果孩子太小，不会磕头，她要把孩子抱在怀里，帮助儿子祭拜。如果家里只有女儿，便没人去扫墓，只能由叔伯家的男人，或是同性本家来代替，而女儿最多只能在远处眺望。可见，在山区，一个家里有没有儿子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它决定着家族的香火有没有人来接，地下的祖先有没有人去祭拜。

    纸钱、香烛和馍馍使我不由得想起埋葬在北京的父亲，他已经离开六年了，他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在逆境中拼搏了一生，对我倍加宠爱，但没等我长大成人，便撒手西行，永远睡在那黑暗狭小的空间里。人的一生在忙碌什麽？儿时苦读是为了将来谋生，不满足生存现状还要奋斗，奋斗是为了更大的成功，成功带来了金钱和权利。可是不管你是腰缠万贯的达官贵人，还是身无分文的瘪三苦力，人最后的终结无一不是死亡。

    我把点燃了的香烛立在父亲一张一寸大的照片前，烟带着幽香弯弯曲曲地升上窑顶，阴阳相隔，世事沧桑，骨肉之情，都随着那缕薄薄的清烟冉冉飘出窑门，融入蓝天。

    清明节蕴涵着一丝哀愁，一捧思绪，一缕困惑，和更多的期盼。

                                                 （待续）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十）回家

    回家，这两个字在我的脑子里翻腾了上千次，上万次。傍晚下了工，我坐在山梁梁上，望着从脚下向远处伸展的高原，起伏的黄色的山脉的后面还是黄色的山，一层一层，没有变化，没有边际，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和蓝色的天空连成一条曲线。在这黄色土地的包围之中，我想着那隆隆的火车，但既看不见踪影，也听不到声音。

    我想回家，家里有母亲兄妹，炸酱面和绿树成荫的护城河。闭上眼睛，黑暗中常常会出现我天天出入的那条小胡同，和家门前那棵我亲手栽种的香椿树。我没有因为想家而掉过泪，我默默地承受着，但终于有一天这种承受决堤了。一个队友的哥哥接她回家了，他们是半夜悄悄走的，村里没人知道。

    想到队友此时已经在家中和亲人团聚，我再也抑制不住思乡的煎熬，决定“逃”。男队友们坚决反对，觉得不安全。回家是一条漫长的路。要先乘汽车到延安，再买票去铜川，乘闷罐火车到西安后，换乘客车经过二十二个小时才能到北京。在我和另外两名女生的一意坚持下，男队友们让步了，他们用集体户里最后的一点儿白面，烙了几张饼，揣在我们的行李包里，半夜送我们翻过了山，走上了通往县城的公路。“路上不顺就回来，”我们在公路边告别。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县城的长途汽车站。

    几个知青模样的男青年走上前来，用地道的北京腔搭讪：“姐们儿，求你们了，要是能买到票，给我们几个的票也捎上。”此时我才明白，长途汽车站不给知青卖票。“你们女孩可能好办事，”一个男生说。女孩里我最大，最有主心骨，我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买票的任务。

我手里高举着钱，钻进拥挤的穿着黑色粗布衣裤的人群。几个北京伙伴伸长了脖子，睁大期盼的眼睛朝这边张望。小小的窗口后面，一个女人皱着眉头看着我，“不卖。”“为什麽？”“不给知青卖票。”“家里有急事，不信你看电报。”“这是上级指示。”后面的人涌上来，把我挤出队伍。

    几个男生骂骂咧咧地拿回钱，消失了。眼看着装满人的汽车开走了，我们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伙伴们哭了起来，“别哭，不就是一百五十里路吗，我们自己走！”我拎起包，头也不回地朝着延安的方向走去。公路沿着延河的支流，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地向前伸展。我在路边劈下一根树叉，撅掉上面凌乱的枝条，学着老乡的样子，把行李包挂在树枝的一头，另一头扛在肩上。这样走起来省力，脚上有劲儿。

    伙伴们被甩得老远。公路好长，偶尔见到一辆拉粪的驴车，春耕时节，正是往地里拉粪的时候。路过一个小村，几个撵着毛驴推磨的婆姨站在崖畔畔上向下看着我，“上来喝口水吧！”我感激地招招手，并没有停住脚步。脑子里只有一个字“走”。我的两条腿交替地向前迈着，把一个一个的标志物丢在身后。路边矗立着一台抽油机。滑轮带动那高高的钢杆一上一下永不休止从地下抽取着石油。我突然觉得我的腿就象那钢杆，一下一下地运动，迈着，迈着……

    日头已经移到了头顶，正午了。“老乡，这里离县城有多远？”“三十来里。”两条腿机械性的运动嘎然停止了，我真想哭，一个上午才走了三十里路，两条腿立时软了下来。我站在大山转弯处的阴影里，一阵凉风吹过来。身上的汗顿时退了一层。“这个时候可不能着凉，”我想。我用最后的一点儿力气爬上一个土坡，向来的方向眺望，两个伙伴连影子都没有。我毫无目的地在阳光下坐下来。

    河对岸有个小村子，家家的窑洞冒着炊烟，男人们陆陆续续地扛着镢头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一块祥和的土地，男人，女人，娃娃，热气腾腾的饭菜，和煦的春风。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大山为他们提供衣食，他们很知足。

    太阳慢慢偏西，对岸小村里的男人和女人担着担子，赶着毛驴开始了下午的耕作。远处出现了两位伙伴蹒跚的身影。我激动地站起来，扯下脖子上的毛巾，站在土坡上使劲向他们摇着。

    我们呆坐在土坡上，嘴里没滋没味地嚼着饼。“我们才走了五分之一的路，我们能走到延安吗？”“白天肯定到不了，我们晚上住在哪儿？”“如果延安车站也不给知青卖票，我们怎麽办？”两个队友嘟囔着。其实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一直在翻来覆去，只不过我不愿也不敢多想它。

    “今天如果不是在这里，我们准是在抬粪往地里送，”我象是在自语。望着上工路上的男男女女，我想起留在村里的男队友，他们用仅有的一点白面为我们烙饼；想起每晚七个人坐在炕头上，热热闹闹地啃玉米饼喝酸菜汤；想起我们喂养的一条叫“黑子”的四眼狗，它会高高地跳起，准确地接住抛给它的食物；想起雨天歇工，知青户里的琴声和歌声；想起那一大片玉米青纱帐和穿过村子的小河。

    家在哪里？在北京，也在山村。我离开它才几个小时，已经在想它了。亲人在哪里？在北京，也在这片黄土地。那里有我朝夕相处的队友，一起劳动嬉闹的乡亲，还有心疼我的大娘大伯。想着我周围的温馨，想着回家路途的辛劳，我站起来，轻声说：“我想回村。”两位队友抬头看着我，笑了。腿上忽地来了劲，我们跑下山坡，坐在河岸边的石头上，把脚伸进小河里，被日头晒得暖乎乎的水流过脚面，顿时觉得周身轻松和愉快，嘴里的饼也变得又香又甜。

回去的路走得很快，摸黑时到了家。在几个男队友惊愕的眼神下，我扔下行李，抄起碗，从锅里盛起一大碗热腾腾的棒子面粥，呼噜噜地下了肚。油灯下，我们横七竖八地歪靠在热炕上，平静地叙述着白天的经历，脚上的水疱火辣辣地做痛，我打着小盹。一切又和昨天一样，从此，我再也没想过“逃”。

                                                 （待续）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十一）由“吃肉”引起的故事

    高粱面饼子、棒子面糊糊、辣椒淹酸菜、一日三餐，日复一日，转眼半年。如果把肠子翻过来，肯定找不到半点油腥。我不敢想“肉”字，但眼前总是晃动着一碗红红的，油油的，冒着热气的红烧肉。那香气一缕缕地穿过头盖骨的缝隙钻进脑子，刺激着我的食欲神经，赶也赶不出去。

    六十年代末的陕北，大多农户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知青户受到生产队的照顾，能够有足够的口粮，菜主要是箩卜和洋芋。由于土地贫瘠，不适于油料作物生长，油料收成很少，食用油非常珍贵。一年有两次吃肉的节日，一次是中秋节，一次是春节。生产队的羊和农户养的猪的数目和出栏日期都在公社的掌握之中，生产队和个人是无权擅自宰杀和变卖的。根据新窑库村的人口，公社允许村里中秋节宰两只羊，春节宰一头猪。

    农历八月十五前一天，村里留下几个男劳力在家杀羊煮羊汤。傍晚放了工，走在山梁梁上，看见远处生产队队部的院子里冒出青烟。男人和女人嬉笑着来到队部，围着咕噜咕噜沸腾的大锅。粉红色的羊肉块夹杂着黑色和白色的杂碎，在大锅里泛着灰色的泡沫，飘出阵阵羊肉和作料的香气。我生来是个痛恨羊肉的人，但此时，望着锅里那一块块的肉和厚厚的一层油，若不是牙齿把两片嘴唇狠狠地咬住，口水一定会滴下来。

    清晨，村里的大钟敲响了，“羊汤熟了！”生产队长高喊着。我一骨碌爬起炕，抄起一个盆，朝队部跑去。大锅前早已排了一长串人，队长按照每口人一舀，分到各家的盆子里。轮到我了，队长把勺子一直插到锅底，稠稠地捞起一勺，又一勺，我兴奋得心跳。婆姨，孩子和老人端着已经凉了，结起一层白色油脂的肉汤，喜气洋洋地赶回自家的窑洞。

    把肉汤倒在锅里，加上花椒粉，芫荽末和芹菜叶，灶里添把火，咕噜咕噜一袋烟的工夫，羊膻气就去掉大半。坐在锅台前，我和玉盛每人端起一碗滚热的肉汤，“过节真好。”肉软软的，杂碎滑溜溜的，汤上漂着久违了的油。天下有多少美食我不在乎，此时这是顶尖的美味。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嚼着，品着，咽着。“我是幸运的，”我想。

    羊汤很快没有了，辣椒淹酸菜又重新端上了炕桌，引起我挂了油的肠胃的强烈反感。一想起离下一次吃肉还要过好几个月，我就一口酸菜都咽不下。为了生，为了胃，为了吃肉，我们决定采取一次行动。确定了时间，地点和执行步骤后，我们三男四女准时出发了。

    这是一个撒满阳光的下午，乡亲们都在山上劳动，村里静静的。我们悄然无声地朝二里路外的卢义子村走去。卢义子村大多数窑洞在崖畔畔上，村脚下是一条小河，河两边是菜地。如果不是站在院子边沿，家里人是看不到菜地的。小村就在眼前了，我们放慢了脚步，支起耳朵听。“咕咕，咕咕。”几只成年的母鸡用嘴巴啄来啄去聚精会神地在菜地里找食。一个眼色，我们一同放轻脚步从不同方向包抄过去，缩小包围圈，男生猛地扑上去，瞬间，一只母鸡已经攥在手里。“嘎，嘎，嘎，嘎，”母鸡拼命地叫，使劲拍打着翅膀。按照先前商量好的方案，一个男队友按住鸡身，另一个男队友抓住鸡头，按顺时针方向地拧，拧，拧…，直到母鸡断了脖颈，停止了叫声。我迅速地接过战利品塞进背包，若无其事地继续朝东走。在下一个村子我们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回来的路上，我们窃窃地说，偷偷地笑，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悦。我抱着挎包，里面软软的，热热的，眼前常晃动的那碗红烧肉变得清晰了。

    鸡肉下了肚，舔着手指上的油，我心满意足地歪靠在热炕上，眼皮不由自主地打架。朦胧中，眼前霍地闪出两只母鸡在菜地里咕咕寻食，又是两只，几只，一大群，咕咕，咕咕，叽叽，叽叽。我猛地睁开眼，窑洞里没有点灯。黑暗中，我分明听到一个婆姨呼唤自家的鸡回家的声音。“卢义子村离这里二里多路，就是真有人唤鸡，也听不到，不过是心虚罢了，”我暗暗想。

    这种宽慰并没有使我塌实下来。夜里，我躺在炕上，耳边总是赶不走那婆姨唤鸡的声音。一只母鸡拿到集市上可以换两元钱，这两元钱意味着一家农户一个月需要的盐和灯油。而一家人常常会因为没有这两元钱，提着鸡或鸡蛋，挨门挨户恳求人家，以获得一点点钱来保障他们对生活的最基本的要求。这两只母鸡为我们换来肠胃的满足和手上、嘴巴上的油。而那两个无辜的婆姨失去了两家人一个月的生活依靠。这笔账算得叫我有些悚然。

    又是一个春天，村里的母鸡经过一冬的休息，开始生蛋了。端午节前后，一窝窝的鸡娃跟在母鸡身后跑来跑去。我提个篮子到各家去讨要鸡娃，一个下午就凑足了十几只。我用石头给它们垒窝，把嫩绿的杏树和榆树叶切碎再拌上玉米粉和水，做成鸡食。我在院子边的柴禾垛上插起一根长长的秆子，上面绑着五颜六色的布条，用来驱赶饥饿的老鹰。鸡娃渐渐退去了淡黄色的绒毛，长出油亮的彩色羽毛。几只已经会伸长了脖子叫鸣。我焦急地等待着母鸡生蛋，每晚下工回来都会急切地跑到鸡窝前，伸进手去摸，看有没有我盼望的东西。终于有一天，一个圆溜溜的，热乎乎的东西碰到我的手指。队友们欢呼着，传递着这颗珍贵的蛋。我们有了自己的鸡，有了自己的鸡蛋。过节，我们会理直气壮地把喷香的鸡肉端上餐桌，明年我们还会有更大的一群小鸡。

    很多年来，我没有忘记那婆姨唤鸡的声音。那声音曾使我面红耳热，那声音带给我启示：用双手创造的生活最塌实。

                                                  （待续）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十二)高考

    清晨，天还没有亮透，操场上已经影影绰绰地看见一队队跑步的学生。高音喇叭里响着革命歌曲。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过后，新闻开始。“正式恢复高考制度 …… 1977年年底 …… 报考范围 …… 及文革期间的66、67、68级初高中毕业生……。”

    喇叭的声音被跑步声干扰，断断续续地只听见几个字。我楞了片刻，“真的要恢复高考吗？我听得准确吗？”我环顾四周，天已经大亮。唰唰唰，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依旧机械般地跑着，老师们或在饶有兴致地谈论着什麽，或在僻静处吸烟，没有人理会刚才的那条新闻。

    我从1972年开始在延长县中学做语文教师，几年后，丈夫在县歌舞团做民乐演奏，生活逐渐安逸下来。虽然不时会想念家乡，但现实已经让我抛弃了回北京的念头。“扎根老区”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的共同志向。然而，这条断断续续的新闻给我带来不安，使我心跳。上大学，回北京，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梦里都没敢想过。此时，我的手不由自主地触摸到隆起的肚子。里面的宝宝正在长大，再有半年就要生产了。孩子的妈妈能上学吗？大学会录取一个带着孩子的中年女人吗？我已经有十年没有碰过课本了，我能通过考试吗？问题一个一个地从脑子里跳出来，又一个一个地碰了壁后弹回去。一个三十一岁，带着孩子，离开学校十年，政审上处于弱势的女人在做着大学梦，一个梦。

    晚上，象往常一样，我到一个北京知青家去串门。推开门，我一下子惊呆了。炕上地上散落着一堆堆书本，两口子坐在炕上怀里抱着书，一本一本地翻着，找着，唧唧喳喳地拌着嘴，任凭两岁的孩子在窑洞的地面上打着滚玩耍。“你来得正好，你的高中课本全吗？你能搞到复习提纲吗？你准备考什麽专业？”“我还没想好考不考，”我说。“傻瓜，你有英语特长，比我们强多了，为什麽不考？你就等着后悔吧！”她顺手扔给我一份招生简章。

    朋友的训斥象是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在昏暗的路灯下，我急切地读完了简章。报考条件中只有身体健康，并没有孕妇不合格，只有政治立场坚定，并没有对家庭出身提出任何要求。简章上还特别指出对“老三届” 要放宽年龄上的限制。我仰天望着漆黑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呼出一口长气，我真想欢呼。这无疑是给我们这些十年文革中，无缘深造的，已经步入中年的一代人点起了一盏灯。但是，谁能借助它的光去寻找更宽阔的路，全凭谁能走近它，抓住它。

    “要试，失败了也无怨无悔，”我咬紧了牙。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参加高考的决定，恐怕一旦失败，学生议论。我一面坚持上课，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一面复习十几年前的课本。身子越来越沉重，脚腕肿得象瓠子，口干舌燥，总想那红彤彤的苹果和水灵灵的梨，可寒冬腊月哪里去找。丈夫在集市上买来白萝卜和胡萝卜，切成一片一片的放在抽屉里。我时常坐在书桌前，把双脚抬高放在桌子上，一只手举着书，另一只手不时地伸进抽屉，拿出一片片的萝卜塞进嘴里。热炕把整个窑洞烘得暖融融的，沉重的身子坐在铺着厚垫的椅子里，眼皮不停地打架，脑子空空的。“不能睡，要换个环境，”我想。学生下了晚自习，我便潜入教室，点上蜡烛。太冷了，披上棉大衣在教室里一边度步，一边背诵，直到脚腕酸软，肚子沉重得象是要掉下来，才结束一天的复习。

    我初中毕业就在外语学校读书，高中的代数和几何课没有任何基础。为了补课，我每天下午溜进县里的高考突击班，坐在最后一排，装出一幅漫不经心顺路来听听的样子。回到家里，我把老师讲过的题目做上几遍，十几遍，直到烂熟。我不奢望学得很多很深，我只学最基础，最典型的，因为我自知没有能力和别人一块儿去拼难题。事实证明我对了。1977年是大学停止招生十年后第一次高考，数学考题集中在基础知识，而且大部分是课本上的例题。考试结果出来了，出乎意料，我的数学分数高于大多数报考理工科的考生。

    天上飘着大雪，我站在县邮政局门口，等待邮车。一批一批和我一样的人欢天喜地地拿到了通知。我每天上午去等，但是，没有。孩子在三月底出世了，我们给他取名“京京”，希望他能够带给爸爸妈妈回北京的好运。四月七日，我接到了西安外国语学院的通知，学校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把我录取了。“京京是我家的福星！”

    高考很苦，但也有很多趣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考试第一天，天寒地冻。本地的应届考生早早就手持准考证，在考场前排队等待入场。十几个北京知青站在一个避风的角落里抽烟闲聊，预备铃声响起之后，才懒懒散散地跟在队伍后面，准备进入考场。女知青大多象婆姨一样围着花格子的线围巾，男的无一例外地满脸胡茬儿，身着破旧棉袄，腰件系一根本地的线织腰带。监考老师见此，走上前，用手臂在第一个知青面前做了一个一刀切的动作。“前面的孩子进去了，后面的家长就不要跟进去了。”我们先是一楞，即刻笑得流出泪。后来想起来，觉得也难怪。前面的考生才十几岁，我们后面的都三十多了。

    最后一天考英语，头一天县里就传开了，中学的田老师是北京外语学校毕业的，这次要参加英语考试，吓得那些连英语字母都没认清的本地考生没有一个敢进考场的（当年只有报考英语专业的参加英语考试）。考场里，一个考生，四个监考老师。这恐怕是我有生以来最得意，最辉煌的一次考试。也是中国考试史上少见的一幕。卷子答得很顺利，答完了，检查了两遍，时间还早。正在考虑是不是提前交卷子的时候，突然响起了钟声。“时间到。”监考老师站起身，拿起我的考卷走了。我很诧异，分明还有很多时间，怎麽钟声就响了呢？我走出考场，迎面是丈夫的一张诡秘的脸。“我饿了，你坐在里面老不出来，东张西望的没事做，我一着急就拿块石头敲响了钟，快做饭吧！”他呵呵笑着说。

                                                 （待续）

《我在延安十年—再回延安》

作者/田英

（十三）车站

    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象是蹭着起伏的山峦缓缓飞行，一条条小路，深绿色的植被清晰可见。终于在轰轰的噪音中着陆了。仓门开了，我拉着行李箱，小跑着走出延安机场明亮的玻璃门。宽阔的公路对面是黄色的绿色的山，点缀在山间的一孔孔窑洞，崖畔畔上站着男人，女人和玩耍的孩子。没有变，一切都没有变。三十多年了，这块黄土地，三十多年了，这里的山，水和人，熟悉又陌生，咫尺又遥远。我的喉咙哽咽了，脑子里闪出贺敬之的诗句：“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 一股热泪簌簌涌出眼眶。

    一辆奥拓小轿车嘎地停在我面前，“要车吗?”一个瘦小精干的小伙子没等我回答，不容分说把我的行李箱装上车。我还没有从惊愕中醒过来，已经舒舒服服地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延安的的哥比北京的还会揽生意，”我说。“俺没好车，但保证安全，您就看好吧！”知道我是个老北京知青，他便更来了精神，谝起了半生的北京腔。“咱先到市内各地转转看看？”我点头应允。

    我当年乘着卡车冒着大雪进入延安的那条黄土路，如今已经是宽阔的柏油马路。路边山上的窑洞有些已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三层，六层，或八层的楼房，凉台上堆满杂物，晒着串串辣椒和大蒜。

    一座拱形大门上的几个字“延安长途汽车站”在我眼前闪过。“停车！”我叫道。我站在候车大厅门前探头朝里面望去，车站依然破旧，但宽敞了几倍，门口的土路上已经铺上了方砖。站在车站前，眼前闪出三十几年前的一天。

    1970年的春季，我和几个队友走在回北京的路上。这是下乡以来第一次回家。三个小时的卡车颠簸后，我们到达延安时已是临近中午。我们冲进售票厅，顿时心凉了，售票窗口前一个人没有。原来每天早上五点钟卖票，六点开车，车票供不应求，早就没票了。我们漫无目的地在延安大街上溜达，高音喇叭里义无返顾地播放着慷慨激昂的歌曲“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天黑了，带来的两样面饼子和两分钱一碗的茶水充饥后，我们把裹在行李外面的塑料布扯下来，铺在候车室的地面上，准备相互轮换着边睡觉边排队买票，同来的男生干脆把行李包往售票窗口前一放，坐在上面，排了个第一名。

    我卷曲着睡下了。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骚乱把我惊醒。“这儿不让睡觉，都出去，要锁门了，”一个穿制服的人大喊。我们赶忙起来，抱上行李，恋恋不舍地望着窗口前那第一名的位置，磨磨蹭蹭地走出候车室。三月里的延安，深夜很冷，我们瑟瑟地站在车站前的黄土路上，望着稀稀拉拉黄色的路灯下依稀可见的街道，不知该怎麽办。身边一个年轻的婆姨不停地安抚着在怀里号哭的孩子，背上的大包裹从肩头滑下来。我走上前，帮她把大包放在地上，扶她坐在包上。她嘴唇动了动，投过来感激的一笑。“比起她来，我幸运多了，”我想。

    夜真长，我们四人围坐成一圈。街上很静，一只无家可归的黄狗在昏暗的路灯下走过来，在我的脚下卷成一团，把鼻子塞在尾巴下面，睡了。我昏沉沉地打着盹。一阵狗叫，我睁开眼，售票厅灯亮了，人们提着大包小包在大门前挤成一团。门一开，一伙人拼命地往售票窗口冲。我们的男队友早已被挤出蜂拥的人群，再想往里插是别想了。几分钟后，车票卖完了。其实，窗口只卖了几张票，大部分票都提前卖给关系户了。刚才又拼又打挤在队伍前头的几个男人，此时愤愤不平地骂骂咧咧，我心里反倒觉得好过了一些。

    正午时分，我往车站大院里望去，那个卖票的中年男人正坐在太阳底下悠闲地吐着烟圈，看来心情不错。平时在生人面前腼腆的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慢慢地走上前。“伯伯，我们是北京知青，在这里好几天了也没买上票，钱也快花完了，晚上睡在街上特害怕，您帮帮我们吧，卖给我们几张票，让我们明天走，我会好好谢谢您，”我怯生生地说。“哟，好惜惶人，怎麽谢我呀？”他看着我，笑得俩眼眯成一条缝。“我从北京给您带好烟，还有奶糖。”当我接过那四张票的时候，兴奋得心象是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我给那个男人深深地鞠了一躬，飞跑出去。

    傍晚，下雨了，我们走了好几家旅社才租到一个床位。天黑了，我们四个人坐在床板上，听着外面的雨声，小声聊天，打盹。肚子咕咕地叫，太饿了，我和一个男队友到外面去找吃的。转了好几家，只有冰凉的两面馍。总比饿着强。回旅社的路上，忽然见到一个立在便道上的报栏斜靠在墙上，下面好象有人。我们走过报栏时听到下面的人在说北京话。我们赶忙过去，揭开报栏，露出两个小姑娘的头，雨水从头发上流下来，棉袄全湿了。我抓住她俩的手，在雨地里往旅社的方向奔跑。“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依然在头顶上高唱着。

    她们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想回家，没有票，也没有钱，只得在街上过夜。我比她们年长四五岁，有几个队友同行，几个人分享一个床板，怀里揣着第二天的车票，我太幸福了，知足得象是要溢出来。

    我站在车站前的砖地上，也许就是在那块砖的地方，那条黄狗和我在寒冷的夜晚卷曲在地上打盹；也许就在那块砖附近，我在大雨之夜，从报栏底下领回两个瑟瑟发抖的北京小姑娘；就在这个车站的后院，我给那个动了恻隐之心的男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哭了，但那不是难过的眼泪，因为我并没有伤心。为什麽泪水淌到了嘴边？也许是为了珍惜那一段记忆。那一段经历过去了，望人世间永远不会再重现。

    车子继续朝市内开。“这里不是市中心，不好玩，里面有的是好地方，”年轻的的哥得意地说。“好地方？有多好？”“夜总会，洗浴中心，要多好有多好！”我愕然了，“嗨，这里本该是一块净土。”

                                                 （待续）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 十四 )回忆有感

一年来，我一直在回忆，写作的欲望推拥着我重新去温习30几年前在陕北高原的那一段浪漫、温煦和艰辛。这回忆象是一枚探头，在我记忆中的每一个角落里搜索，然后理成一条长长的辫子。这辫子上的每一个结里都藏着一个故事。

这些故事听起来平常、清淡：载满知青的列车在镜子般坚硬光滑的雪地上从北京驶向延安；黄土地的乡亲们为远道而来的北京娃端上来热乎乎的羊肉荞面；雪后和山村的小伙子在长满荆棘的山梁梁上打柴；和放羊的张二爷对歌，长了见识，认识了大山；黑暗中冲过“鬼门关”，张开双臂高呼“毛主席来了晴了天；”为出嫁的女伴乞求有饭吃，摊上一个不打人的丈夫；享受一年的劳动换来的夏收成果—一碗雪白光滑的面条；在寂静冰冷的月圆之夜，独自在净化了的清新的高原空气中，把秋收的玉米担回集体户；清明节的哀愁、思绪、困惑和期盼；一次“逃跑”的经历带来对现实的接受，对亲情的珍惜；令人难忘的“吃肉”教给我什麽是真正的劳动收获；一次成功的高考给我带回了故乡，与阔别多年的亲人团聚。

我用脑子在想，我更在用心和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去感受。续上了的记忆，历历在目：那黄色的泥土，连绵不断的群山，山花烂漫的旮崂崂，牧人的羊铲，沾满灰尘的白羊肚手巾，点缀在山间的被炊烟熏黑的窑洞。暮色中，下工的男人扛着锄头哼着山歌踏上回家的路；纳鞋底的婆姨们唧唧咕咕地窃窃私语；花轿到了门前抬走泪汪汪的姑娘；秋收后，窑洞门外挂满了大蒜，辣椒和烤烟；旧历年刚过，迎春花就急匆匆地绽出头；羊群过后扬起阵阵黄土；溢出的泉水冰凉还带着甘甜。

我闭住眼睛，任凭热拉拉的泪水淌湿了前襟。山间那唱信天游的小姑娘分明就是我，身边还有一个拉胡琴的年轻人，那就是我的丈夫。如今他已去了，带着对这片黄土地的眷恋，和因健康原因再没能重游故地的遗憾。留下我独自经历这揪心的回忆。

我出生成长在北京，但我视这片黄土地为我的故乡。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的人群中，我经历了成长的烦恼和曲折的爱情。我一生中的最愉快和最不幸在这里，我人生中享受的最真诚，最大呵护和最多的爱也在这里。纵然我如今享受着现代化的工作环境和小康的家居生活；纵然我已经习惯了身边的灯红酒绿和摩登男女；但是我从没有忘记曾经建立在黄土地上的家,和与我共同住过窑洞，以苞米高粱度日的丈夫，还有陕北人民那份刻骨铭心的情。

我做过无数的梦，梦中有山村的小路；进村不远处有我们生活过的三孔小土窑；场院周围生长着压弯了枝条的枣树；窑背上绿色瓜秧中躲着滚圆的花皮西瓜；农家的荞麦凉粉冰凉辛辣；黄糜子酿制的米酒喷香酸甜。

春季，踩着山路上刚露头的苜蓿，把一筐筐的粪土抬上山；夏季，在火辣辣的日头下，把一片片的麦子割下、打捆、背回场院；秋季，把收获的红薯、洋芋小心翼翼地贮藏进地窖；冬季，在热烘烘的炕头上嗑着南瓜籽谈古论今，鞭炮声中过一个好年。

这些是夜间的梦，又是白天的想，太多太勤。我们夫妻曾渴望有一天避开城市的喧嚣，一同回到那向往的蓝天白云之中，享受那洁净的空气，清明的细雨，颠簸的拖拉机，重温那荡漾在山间的信天游，围坐在窑洞里与久违的友人分享一壶土酿的烈酒。

回忆把我拉回到30几年前的我，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岁月。往事一幕幕，年轻、活泼、健康、伴随着友情、关爱和神往,还有无尽的煎熬、压抑与无奈。多少年来，我们经历着命运的曲折，角色的转换，虽人过事迁，但活着的人依旧，过去，现在，和将来，苦得象胆汁，甜得象琼糖。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之中，我只是一个已进暮年的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女人。我讲了很多我的故事。我不想用自己的事去感动别人，相反，我周围的人和一直跟随着我的这个世界在感动着我。那黄色的土地，那消失在这块土地上的青春，那领人心碎的浪漫，那久违的友人，那永远不能在生还的逝者，涌上我的笔头。我写下以下词句，以表达回转的思绪带给我的沉重和亲切。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十五）回忆

回忆是人生的甜美。

回忆是人生的伤痛。

回忆是人生的神往。

回忆是人生的畏忌。

回忆是人生的痴情。

回忆是人生的释放。

回忆是人生的弥补。

回忆是人生的告戒。

回忆是缠绕你的魔鬼。

回忆是伴随你的天使。

回忆中有悔恨和泪水。

回忆中有欣慰和笑容。

人生，在回忆中逝过。

生命，在回忆中告别。

 

     （完）

《黄土地的恋》

田英

    这首诗献给我的丈夫，和那养育了我十年的黄土地。我希望有人，哪怕只有一个人，能够读到我的诗，理解我和丈夫对陕北的情，以及对黄土地乡亲们的深深的爱和谢。

相识在动乱年代，

相爱在陕北高原。

我们在一起熬煎岁月，

命运使我们结成良缘。

腌萝卜和玉米饼，

虽难咽倒也香甜。

熏黑的窑洞，

虽破旧倒也温暖。

汗水浸湿了土地，

虽劳累倒也无怨。

望着绵绵的群山，

虽无望倒也心安。

还记得

我俩何等愉快地分享了

收获的第一颗鸡蛋。

还记得

我们用第一次卖辣椒钱

骄傲地换来油和盐。

半夜沿着山间小路推着独轮车进城，

卖柴所得的一捧硬币，

全部摔向侮辱我们的那张丑脸，

为的是护卫我们的尊严。

十年间，

我们相互搀扶，抚慰，

精神充实，

苦中有甜。

生活的艰苦

没有削弱我们对未来的憧憬，

政治环境的压力

没有改变我们对人生的信念。

黄土地给了我们衣食，

延河水给了我们勇气。

情和爱支持我们熬过了那些岁月，

最终我们赢得了平等，机遇和醉人的灿烂。

如今你走完了这边的路,

带着留恋和那份没能实现的宿愿,

到了天的那边，

留下了我对你永久的思念。

你的归宿定是个称心世界，

那里会有你梦中的地和天。

愿幻境中的一切都能成真，

在虚无的世界里在现。

长满鲜花和果树的群山，

叮咚穿过村中间的溪水，

场院上泛着清香的麦垛，

暮色中冉冉升起的炊烟。

宁静是你的所爱，

大自然有你的钟情。

黄土地上有你留下的脚印，

延河边铭刻着你的情和恋。

为了替你实现宿愿，

为了重温我俩的情缘，

我会再次踏上陕北的土地，

再尝那甘美的清泉。

看一看我们住过的窑洞

是不是还在。

我们共同栽下的杜梨树，

是否果实累累叶茂枝繁。

看一看我们曾洒满汗水的菜园，

大蒜和辣椒是否依然。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

是它们保证了我们的油和盐。

我们的伙伴会不会已成了老汉，

他们的儿女也到了中年。

房东大娘是否还健在，

老村长墓地的荒草该不该铲一铲。

“我们回来了！”

我要大喊。

然后静静地，

听那声音在山间回旋。

我要跪拜那曾经见证了血色浪漫的小村，

和那起伏连绵的群山。

黄土地啊，

生，你牵动我们的心。

死，你牵动我们的魂。

你是我们的故乡，

你是我们的母亲！

    田英

2009年8月25日

 

（此贴系列文章为征文投稿专供，如转载，需经延长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同意方可）

田英写的东西真不少啊！等有时间慢慢看了。

越江：这回认下田英是你郑庄公社的而且是你们外国语学校的了？8月13日大个胡提起此人，你和广厚还说没这人呢。O(∩_∩)O哈！

此文精彩、精华！

转载到《陕西知青联盟》--《五色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