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越江转载的文章都拜读了，史顺娣的文章还在等待再续。他们的文章唤起许多回忆，当年去插队还真是懵懵懂懂的，与之相似的也是扔硬币决定是否报名，就这样把自己的青春扔给了陕北；把自己的大半生扔出了北京。

陕北插队纪事

作者—温宝林

 

 

    作者简介：温宝林，男，1969年2月到延长县郑庄公社新窑科大队插队，

                               1971年8月到延安地区歌舞团工作，1990年回京，

                               现在西城区人民政府新街口街道办事处工作。

 

     （此贴系列文章为征文投稿专供，

       如转载，需经延长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同意方可）

 

陕北插队纪事（之一）

作者-温宝林

记冬季山村演出队

        天渐渐黑了，我抽出火柴点燃了炕上的油灯，四周一片寂静，几乎能听见针掉地下的声音。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心想今后一个人的日子怎么过呢？到昨天为止，我已经陆续送走了回京探亲的二男四女六位同学。知青窑洞只剩下孤单的我了……是啊，马上到春节了，都一年了，谁不想去看望父母和兄弟姐妹呢？为了不给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增加经济负担，我左思右想,还是放弃了急切回家的想法。想个什么办法把今后的生活充实起来，捱过陕北严冬寒冷的日子呢？

        第二天一早，上工的时间到了，新窑科生产队的年轻人都来到我身边和我一起说笑，我和年轻伙伴们一起劳动非常开心。冬天农闲，生产队开始农田基本水利建设。小伙伴们都热心地教我农活技术，这时有个叫“焕庄”的青年人跟我说：“温老师，晚上你教我们唱歌排节目吧。”我说：“行啊，有地方吗？”“就在咱们生产队开会的地方！”另一个叫李春玉的大声说。

        就这样我们每天下工吃完饭后，就聚集在生产队开会的大窑洞里排起节目来。刚开始我提议先背诵“老三篇”(毛选)，锻炼大家的记忆力，没想到，没几天功夫，全队十七八个男女小青年都能从头到尾顺利地背诵下来，而且一字不差。

        此事惊动了生产队长、大队书记，看到大家的热情和成绩他们非常高兴。从此我们劲头高涨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地方戏曲眉户调小戏、对口词、小舞蹈、大合唱，整整排了一台戏，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在打谷场上，我们把汽灯点起来，全村的男女老少全都来了，到处都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节目开始了，台下的观众看到自己熟悉的亲属或子女在台上表演内容非常生活化的节目，那真是开心死了，台上台下情感交融，每个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没想到我们新窑科村排练节目的事情传到公社书记薛延秀的耳朵里，他异常高兴。有一次公社开会，他对我说：“你可真不简单，你们新窑科队里90%以上都是山东人，对排练节目比较保守，一般不让女娃娃出头露面，你能把他们都调动起来排了整整一台节目，确实不简单，过几天我给你们安排时间，到公社的大舞台上来演出。

        我回到村里给大家一说，大家都非常兴奋。这时回家探亲的田英和付玉盛等知青都回来了，这更壮大了我们的力量。田英又能唱又能跳还能写歌词，付玉盛拉的二胡水平不比当时专业的差多少，我们把节目一遍又一遍的排练，内容更加充实了，特别是眉户小戏，反映的是农村中的坏分子破坏生产队生产，边唱边演，特别吸引人。田英和李春玉表演的“老两口学毛选”，逗得大伙笑出眼泪来。

        在公社的大舞台上，我们尽情发挥，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要知道，在这之前，都是县剧团在这演出，还没有一个深山沟里来的农民演出队在这里演出过呢。

        1970年漫长的冬天就这样在欢乐激动人心的日子中度过了，我和乡亲们小伙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热了。在严寒的冬季，我没感到寂寞，反而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陕北小乡村的温暖。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陕北插队纪事（之二）

作者--温宝林

 

记郑庄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

 

        1969年冬季，我们北京插队知青刚刚来到陕北插队不到两个月。公社就组织了北京知青利用冬季农闲期间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演出队”,到每个生产队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冬季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此，公社书记薛延秀抽调了公社所在的北京七中、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十几名知青组成演出队伍。我记得有外国语学校的李光庚、刘五宁、林南归，北京七中的黑清泉，我们新街口中学只有我一人，其他人已经记不清了，毕竟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然而，岁月的流逝却忘不了那难忘的长途跋涉演出的种种经历，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一幕幕地播放……

        我们演出经历是：每天打起行李背包，一到生产队冬季打坝工地，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中。男的推车，女的铲土，还有打夯领唱劳动号子的，热火朝天。轮到休息时间了，我们还给大家唱几首歌，演个小节目。收工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每个人都被乡亲们领到家中去吃饭。(当时这叫吃派饭，年终生产队统一报销算账)一般来说，乡亲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可是朴实的乡亲们总是拿出家中平时舍不得吃的最好的食物来招待我们，这使我们深受感动，同时也从侧面看到了当时乡亲们生活的艰辛。到了晚上，打麦场上，生产队宽阔的地界可就热闹起来了，汽灯高悬，乡亲们喜气洋洋，早早吃完饭拿着小板凳就出来了。演出开始了，内容有男女独唱、二重唱、表演唱、器乐独奏、戏剧小品等。我们都全身心地投入演出，乡亲们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其中“毛主席派人来”、“老两口学毛选”等节目深受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有出差子的时候，有一次演出中，我和林南归突然笑场了，怎么也控制不住，笑个不停。事后，宣传队的领导还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这对我们以后的演出起了很大的警示作用，从这以后，我们总是精神饱满、认认真真地投入演出。晚上，我们就到吃派饭的乡亲家中休息，打开行李就睡到老乡家中的热炕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拿起扁担和水桶到泉眼中去挑水，先把老乡家中水缸挑满。我们的口号是“学习先辈老八路作风，和乡亲们亲如一家人”。所以我们无论是从演出质量上还是生活作风上都受到乡亲们的高度赞许。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老乡家吃派饭，院中突然窜出一条狗（山村的狗很少看到那么多人，很凶的），一口咬住刘五宁的棉裤，把裤腿都撕破了。刘五宁是个女同志，那时个子又瘦又小，但她还是坚持给乡亲们挑水，很有一股子气势，让我们男知青都很感动。

        就这样，我们翻山越岭，一个一个生产队去演出，演出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当时政治氛围中，我们北京知青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经历给我们和当地乡亲们都留下了刻骨铭心永远难忘的记忆。那真是：

同吃同住同劳动，

共抗疲劳与严冬。

宣传方针和政策，

难忘第二故乡情。

 

 

 

陕北插队纪事（之三）

作者-温宝林

记延安歌舞团到我插队生产队演出

 

        八十年代中期，我从上海歌剧院和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回到团里，就赶上分队去延安地区各县去巡回演出。我们歌舞团分成两队，由朱宗英（曾在志丹县北京插队知青）所带领的一队去延长县去演出，我也积极地参加了演出队伍，并担任了副队长。我们的重点下移到公社（镇）。有一天，演出队来我插队的郑庄公社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向队长和大家提议明天上午利用休息时间到我们生产队演出一场。大家一听说到我插队的生产队去演出，都非常支持！我客观地介绍了生产队的情况：“我们新窑科生产队经济和基础设施都很差，百姓生活较穷，连演出费也拿不出来。”演出队员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其中一个说：“没问题，没演出费我们也演。”另一个说：“给你插队的老乡们做无偿慰问演出，我们都心甘情愿！”我当时非常感动，大家的战友情谊真的使我永生难忘。

        演出的大轿车沿着崎岖的山路终于来到了我插队的生产队。十几年了，但是变化还是不大，当年的年轻人已经担起了生产队的责任，当上了村干部，乡亲们热情地拉起了我的手，留着泪说：“你还一直记着我们呀！我们都很想你呀！”听着乡亲们朴实的话语，我也是热泪盈眶，激动的心情不能控制自已。演出小分队的演员们说：“当时没有摄像机，要是能记录下来那真实感人的一幕，多有纪念意义呀！”

        在我们插队房东的大院子里，我们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由地区歌舞团到百姓院子里一场动人的演出。每个演职员都非常认真，就像正式演出一样，化好妆，穿好演出服，认真的演出深深打动围满大院的乡亲们，乡亲们浓烈的渴望眼神也回馈感染了演员们，这是一场多么不同寻常的感天动地的演出啊！我被深深感染了，激动的心情不能言表。演出队中的乐队徐耀斌同志还自动申请给乡亲们加演了“二胡独奏”，我自己也比平时演出多唱了几首独唱曲目。

        演出结束后，我们登上大轿车准备返回时，乡亲们团团围住汽车不让走，乡亲们拉着我们的手说：“怎么也要吃完饭再走嘛。”看到我们坚持要走，（我们要赶时间回到延长县城晚上还有演出任务）乡亲们都自发地从本来就很拮据的家里拿来大量的花生、红枣、鸡蛋等，隔着窗户往车上装，往演员们衣服里塞，望着车上满满的花生、红枣、鸡蛋、山东煎饼，大家都惊呆了。我们仿佛看到了老红军老八路和老百姓的鱼水之情的来源，只有跟老百姓打成了一片，和老百姓心连心，才会涌现出闪光的人情和真挚的人性来。

        演出结束了，大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车行远了，大家还在互相议论着刚才发生的感人的一幕幕情景……这场演出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在当时全国演出单位实行“走穴”演出的大环境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我从事二十多年专业演员的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演出经历。

 

                                                                       二零零九年九月七日

近乡情怯

《重温从延长到美国、到北京的历程》

作者-孙 宏

        陕西省延长县知青文化研究会李瑞荣秘书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孙玉科主任日前来电话约稿。我想起唐朝宋之问《汉江》一诗：“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自1975年赴西安工作后一直忙碌，无暇回延长，遵嘱提笔做此重归故地的精神之旅时，也不免有几分近乡情怯的感觉。

        来延长之前我在北京四中读书。我1964年考进北京四中，正值母校为提高教育水平，对数理化和英语实行免修考试，考的都是大学相应课程的内容，通过考试的高材生在校期间免修该门主课。我上高一时英语词汇量已经达到一万多，是本年级唯一通过该门主课考试的学生，此后我每天利用同学们上英语的时间到附近的北京图书馆阅读英文书籍。我有意一鼓作气，再通过其他三门主课的免修考试，但“文化革命”的浩劫骤然而至。记得1966年八月“四、六、八”中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张文松（彭真的妻弟），北京四中校长杨滨等陪斗。未几，台上开始对这些教育界的名人拳打脚踢、皮带抽。施暴者还在叫喊：“哈哈，张文松吓得拉了一裤子，你小子真没出息！”笔者无意继续观看这场30年代德国褐衫党闹剧的复制演出，径自走出了中山公园音乐堂。自从造反派在北京图书馆对面的中南海门口搞起“揪刘火线”，北图也无宁静之日，一辆辆宣传车呼啸而至，上面贴着“打倒刘少奇”等标语，加之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传来“砸烂刘少奇的狗头”之类的喧嚣声，使我再也难以读书。不久北图也被封闭。

        1968年岁末我和其他同学赴延长县插队之前，北京四中的向立老师赠给我一套新出版的英文版毛选四卷，他说是外文出版局聘请最好的外籍专家翻译的。我把它们和一些外文名著一起打进行李。

        杨道塬的老乡到安沟乡来接我们时都问我行李怎么这样重，我说是因为书多。在窑洞里安顿下来以后，我照例白天跟老乡学习耕作，晚上读书。贺宝山等村领导对我很关心，总是慈祥地说：“你有这号学问，能看懂弯弯字，以后肯定有用场。”但杨道塬来了一个北京动物园派出所前所长老刘，他那套仇视知识的“文革”话语和村领导的鼓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次开会时他对我说：“你的窑洞里的灯总是亮到很晚，是不是又学你那个外文？”我说：“就是。”老刘说：“你学那玩意儿没有用。人家专门培养。”我当即驳斥说：“马克思教导我们：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我学的是英文的毛主席著作，怎么没有用？”老刘说：“英文的毛主席著作也没有用。”会后我致信延安地区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于是上级对这个动物园派出所前所长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把他调离杨道塬。

        1973年经延长县团委书记李连元推荐，县教育局安排我在张家滩中学教授高中英语等课程，直到1975年我赴西安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西安外语学院，1981年毕业后在西北大学任教。1987年9月年到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留学，1988年8月获得人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后，我进入教育管理系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出国前是在大学教书，我最初自然而然地打算对中美两国高等教育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进而考虑到我在延长县时不仅有在中等学校教学的实践经验，而且对杨道塬的村小学很熟悉，何不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进行全面的研究呢？我虽然没有在小学教学的经历，但我妹妹孙靖萍随我一起插队后，村领导安排她在杨道塬小学任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了我国基层初等教育的现状。

        杨道塬小学建在一个叫“寨子”的高岗上，据说在清末西北回乱期间，陕西汉族500万人死于非命，村民为了自卫才修起这个寨子。校舍虽然破旧，但孩子们学习热情很高。我妹妹孙靖萍曾讲起当年上音乐课的情形：“陕北人天生嗓子好，无论是种地、放羊，信天游张嘴就来，我根据这一特点，常给学生们教热情洋溢的进行曲，唱整齐了很有气势。由于教室狭小，学生集中，他们的嗓音又响亮，真是震耳欲聋。”记得有一次我来到小学，孩子们正在上音乐课，只见他们唱起歌来声音高亢，把破旧的屋顶上的土都震下来，落到他们的头上、身上，但是大家不仅毫不介意，而且一张张稚嫩的脸绽开了笑容，显得更加纯真可爱了。就这样，我以自己在中学、大学的教学经验和对小学教学的细心观察作为出发点，完成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进行全面研究的博士论文，于1990年8月通过答辩。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校长兰蒂尼博士对我说：“你只用两年时间就拿到博士是破纪录的速度，我们美国学生至少要花四年时间才能拿到博士。你在国内一定上的是最好的学校。”我说：“我的母校北京四中确实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但我在张家滩中学的教学经验和对杨道塬村小学的近距离观察也同样重要。”

        1990年8月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后暨第二博士学位。但当年年底因爱人患病住院而请假回国，因此对博士论文题目的考虑未臻成熟。我在回到西北大学执教期间带领毕业生到黄帝陵等地实习，重睹了熟悉的陕北旧貌，使我联想到我驱车穿越美国中西部原野时常见的景物。黄土高原与美国中西部地貌的相似之处使我萌生了一个对中美乡土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设想。“乡土文学”这一术语是鲁迅先生首先提出的，他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卷撰写的导言里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鲁迅《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香港文学研究社，1962年，第4卷，第9页。）

        1993年8月我重返华盛顿大学以后，以中美两国乡土文学的比较研究为题，撰写了我的第二篇博士论文，于1995年10月通过答辩。华盛顿大学校长莱顿博士对我说：“除掉你中间回国的两年多，你只用两年半时间就拿到博士，破了华盛顿大学的纪录。你一定特别勤奋，也可能是既勤奋又聪明。”我说：“这主要和我在延长的经历有关，我不仅在窑洞里坚持学英文，更重要的是得以和乡土直接接触。没有这份真情是很难写出感人之作的。”

        确实，这种乡情的激励和启迪对于深入研究乡土文学是不可或缺的。尽管目前崇洋之风盛行，我却认为洋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比土的东西更加特别、更加高贵之处；因为一国的文学只能植根于自己的土壤之中才能枝叶丰茂。美国文学也是在美国自身的乡土之上生长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洋的其实也是土的。如果没有当年在延长与乡土的亲密接触、与乡亲们的朝夕相处，我是不可能领悟乡土文学真谛的。我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论文、多部著作，有不少内容和思路都可以追溯到我在延长那段经历给予我的启迪。其中专著《中美两国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先后获陕西省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7）和陕西省政府颁发的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8）；英文专著《城乡之间的神话与现实：中美两国乡土文学景色概观》先后获陕西省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9）和陕西省陕西省政府颁发的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1）。我今年刚完成的“985工程”科研项目“中美环境文学、生态批评的发展和社会作用的比较与启示”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凯瑟研究的历史沿革与批评经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我在延长的经历。我想起1900年，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讲过一句话：“一个国家的历史只不过是把这个国家乡村的历史经过放大而写成的。”正是延长的土壤、杨道塬的乡亲以及张家滩中学的同仁和学生使我深切了解了中国的乡土，真正认识了这个国家的历史。

2009年9月1日于北京

 

写的真好，真实、细腻，慢慢拜读、品尝。

到底是老高三的，对人生、对生活感悟深刻！

我们那会还球也害不哈呢！是不，越江！

        “北京是不能多待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已经是被销了户口的外地人了，虽然我们才17岁，也没有资格再待在父母身边了。我们一定要自立，要真正地长大成人。”

      ——看似平常的几句话话，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读来让人心酸，也引人深思，一代知青，在自立中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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