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 延河水 - 中国知青网

“黑户”引起的冲突

李青松

20来年过去了，然而一桩北京知青与当地煤矿工人和农民之间发生的冲突依然历历在目。

我在延长县郑庄公社石马科大队插队，这里是延长县与延安县交界之处，附近有个县办小煤矿，往延安县方向走几里路有大片原始森林，在黄土高原上这块绿地的存在真是个奇迹。

地多人少，社员种下庄稼锄不了，春天种完，到秋才去收，收成可想而知了。

荒地、山林引来了从北边榆林地区逃荒下来的大批农民。

秋后和开春，山林中浓烟滚滚，饥饿的逃荒者在深山老林中开荒，自种自收，形成一个个“黑户”自然村。他们全是单干户，又不交公粮，成了人民公社之外的世外桃源。

县里对此很关注，想抓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毁林开荒的典型，派专人来调查，大队派我和郑钦进等几个北京知青协助。没想这些在石马科一带的“黑户”，竟比石马科大队的人数多出近一倍！这次调查，使“黑户”们十分紧张，生怕县里把他们赶走。

冲突是因“黑户”而起。1970年7月初，正是麦收季节，其他同学去收麦，我和郑钦进进山沟砍柴。回来的路上，走到尹家沟，发现一户“黑户”住的土窑洞。郑钦进说：“这还有一户‘黑户’，走，上去看看。”

窑门口，坐着一个8岁左右的小孩。

“你大（父亲）哪儿去了？”郑钦进问。那娃一看我们是北京知青，怯生生说：“受苦（干活）去了。”

郑钦进说：“告诉你大，在这儿搞单干，白种地不交公粮，县里总有一天让你们回老家去。”

郑钦进见门外墙上挂着一串辣椒，就过去一把揪下，说：“不能便宜单干的。”走到沟崖边一甩手扔下崖。

背着柴从尹家沟出来，在沟口遇见一位石马科煤矿的工人，叫我们到他家坐坐。石马科煤矿不足百名矿工，都住在石马科周围山坡开的土窑洞里，只有个别矿工和知青来往。

在矿工家呆了一袋烟工夫，就听见外边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叫我们出来，我俩一出门，只见一位在煤矿工作的老头和一位农民站在门口，那老头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吼道：“你们偷了我的东西。”

我说：“你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谁偷你东西了？”

那老头指着那农民说：“你们偷了他的辣椒！”

郑钦进说：“这不叫偷，我们当他娃面没收的。这些‘黑户’种国家地不交公粮，走资本主义道路，你干嘛包庇‘黑户’？”

我说：“你撒手！看你年纪大，不和你一般见识。”

那老头恼羞成怒，不但不撒手，还叫道：“我教训教训你们！”说罢，挥拳就打。

我一手搁开来拳，反手抓他衣领，一手推他抓我的手。老头吼道：“你们造反了，还敢打老爷。”他身边跟着两条大狗，一见主人动手了，狂吠着冲上来就咬。郑钦进抄起斧子照一条狗打去，另一条狗从我背后扑上来，一口咬到我裤子上，夏天衣单薄，当时就把裤子咬破，咬到肉上。我狠狠向后一踢，踢在狗腰子上，那狗嗷嗷叫着躲开了。我使劲掰开老头的手，将他推开，抄起斧子说：“你再放狗咬，我劈了它。”老头看到我们手中有斧子，不敢再动手，只是不停叫骂着。郑钦进说：“辣椒在沟里，自己拣去。”说罢，我们背上柴，走了。

回到窑洞，天已暗下来，就开始做饭。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忽听见一阵吵闹，我出门一看，只见黑压压一群人向我们住的窑洞走来，领头的又是那老头，有十几个人手持棍棒。我忙说道：“钦进，不好了，那老头带一帮人打架来了！”

这帮人蜂拥而至，先抢占了窑顶平台制高点，堵住上、下山的路。我俩迎了上去，那老头不容分说，冷不防抬起棍子打到我大腿上。

我叫道：“你干嘛打人！”

那老头恶狠狠地说：“你要卡死老爷了，老爷打的就是你！”话音未落，又一棍打过来。我一闪，顺手抓住棍头，互相扭扯起来。

其他来人一见动手了，也跃跃欲试。郑钦进指着他们说：“你们不就住在石马科吗？没你们事，少掺和，知青不是好惹的。”

那老头说：“你们抢东西，就要打！”

郑钦进说：“你前说偷，又说抢，我们没偷没抢。”

那老头说：“你们偷了一条十年都穿不坏的条呢子裤，裤子里有20块钱。”
人群一阵骚动。郑钦进叫道：“你胡说！你是栽赃陷害！”

那老头子嘴上不是我们对手，一边气急败坏地喊：“打呀！打兔崽子！”一边拼命和我争夺棍子。其他人大部分和我们认识，但又怕老头淫威，欲罢不能，欲上也不能。

这时候，郑钦进的弟弟郑钦建收工回来，一看眼前架式，抢起扁担就上来了。人群“唰”地让出道。我一看“援兵”到了，突然一撒手，那老头冷不防，往后一趔趄。但看到郑钦建手持扁担，怕吃亏，没敢再动手。

郑钦建个头不高，人也瘦小，但一急眼，“鲁”劲也上来了，他大吼道：“怎么？想打架？你们谁敢动！”

那群人一愣，场上出现暂时的沉默。但我们毕竟寡不敌众，住在别处的同学还没赶来。郑钦进悄声说：“咱们人少，先进窑洞再说。”

我们就势退进窑洞，关上了门并用扁担顶上。

此时，外面人才醒来，拥到门前，叫骂着，吼叫道：“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我们的窑洞门下面半截是木板，上面是格子木框。外面的人不敢推门，怕我们从门格子向外捅棍子。不知是谁向门上砸了一石头，跟着，雨点似的土块儿、石头向门砸来，砸得门“咚咚”乱响，许多土块儿破纸而入，一会儿门上糊的纸就打得稀烂。

突然，外面一阵乱，只听有人喊“住手！不要打了。”我们一听，是队里的青年社员白长矛和刘留，他俩是我们的朋友，放工回家听说此事，就立即赶来了。

那老头说：“你们走开，没你们碎（小）娃子事。”

白长矛说：“老马，你是矿长，国家干部，有理讲理，这样打知青不对。”

我们这才知道那老头身份。马矿长被识破身份，不吭声了。我们给白长矛和刘留开门让进屋，刚关上门，土块儿又飞进来。

郑钦建骂道：“我×你妈的，王八蛋，你们等着！”

外边不知谁叫道：“有种的出来！”

郑建钦骂道： “老子拼了！让你们认识马王爷有几只眼。”说罢，抓起斧子，开门抢出。

我们一看，不拼不行，一起冲出来。白长矛和刘留一看，一场格斗就要发生，一面拦着我们，一面叫道：“乡亲们还不快闪开！”

人群像山倒一样，“哗”的一声向后退去。

这时候，大队干部们和其他几个知青，还有许多社员赶来了。人们像商量好一样，态度来个180度转弯，夸知青，反说马矿长等不是。那位马矿长不知何时早已不见人影儿了。

大队长张宗昌说：“你们惹的那户‘黑户’，是马矿长的亲戚，他叫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矿工和‘黑户’来打你们。我们连夜向公社汇报。”
第二天，消息不胫而走，北京知青被围打的事情很快传遍公社各队。各队北京知青听说后，都要来石马科“雪恨”。公社立刻通知各生产队和北京带队干部，要不惜一切努力阻拦北京知青到石马科，严把各个路口，向知青说明公社、县委要严肃处理此事。刘塔、李家台、赵庄等大队的北京知青已经奔石马科来了，都在路上被本队的人追回，避免了事态扩大。

公社薛书记在事发第二天一早来到石马科，找我们和大队问明了情况，询问了伤势，并代表公社向我们表示慰问。薛书记说，这次事件不是一串辣椒的孤立事件，它反映了对你们前一段时间配合公社县里调查“黑户”问题的报复。来这里的“黑户”大都和石马科煤矿上的人以及大队部分社员沾亲带故，社会关系复杂，你们和县里干部清查他们，就必然产生对立，这就是事件发生的根源。这一事件是对县里清查“黑户”的抵制。薛书记最后说，公社马上向县委报告，石马科要绝对保证知青安全，县委会很快处理。

几天后，县委下来处理决定：撤消马矿长行政职务，留公职察看一年，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向知青赔礼道歉，赔偿一切损失。

此后几天，看望我们的人络绎不绝，许多人是马矿长托来求情的。那户“黑户”在县里处理决定下来的第二天，就举家迁走了。

今天回首当年，十分感慨。我们这些响应号召到延安插队的知青，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对“黑户”现象是很难理解、非常困惑的。一方面，看到他们搞“单干”，毁林开荒，我们感到气愤；另一方面，我们也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有人背井离乡，外出逃荒？为什么“公社化”这么多年，“黑户”却总不能被消灭？为什么同一块土地，生产队一年人均才分毛粮二百斤，“黑户”们搞单干，一年种的却够吃两三年？以后，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我才慢慢地找到答案，才感到当年那场冲突，实在是有些荒谬。

（原文发表于《回首黄土地》）

作者简介：李青松，男，北京七中六七届初中生。原在延长县郑庄公社石马科大队插队。现在北京五金机械公司工作。

三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难忘经历

罗龙

四年的陕北插队生活永生难忘，而更让我难忘的是几次和死亡握手的经历，至今回忆起来让我不寒而栗。

一次发生在我刚落户不久，我所在的多海大队上田中塬小队派我和于国栋到50里外的延长县城办事。那是夏天，去时还骄阳似火，当我们步行回村时，老天变了脸，具有陕北特色的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一路到县城的几十里的延河瞬间从潺潺小河变脸成波涛怒吼的黄龙，卷着两岸雨水冲下的树枝、杂物急流直下，百米多宽的河流冲击的声音几十里外都能听见。我们避雨过后，回村的路被这滔滔的延河拦腰挡住，据同行的老乡村支书刘清发讲，要等两三天洪水才能恢复成小水，我们才能像来时一样趟水过去。当时，满怀战天斗地豪情的年轻人，怎能在洪水面前屈服两三天而耽误生产？凭着自己认为能游几千米泳的工夫，我天不怕地不怕的准备下水游过去！老乡百般劝阻无效，我脱下衣服，找到一片相对平缓的水域，根据河宽，大致估计了一下对岸出水点，便义无反顾地跳入滔滔黄水中。下水后，哪像游泳池那样风平浪静，一个浪打来，含沙量极高的黄汤糊到脸上，把眼镜封死，我顿时成了瞎子，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黄”暗中，我唯一的本能是拼命向前游，游，蛙泳本来是较能持久的姿势，但看不见，浪又大，根本不能换气，坚持不了多久，也不知道游到哪里了，估计几分钟后，就感到有点精疲力竭了。我感到手脚发硬，几乎游不动了，但大脑只有一个想法：坚持，坚持，拼拼，只要不沉底就还能前行……就在我使尽了最后的力气，完全绝望之际，我的手碰到了坚硬的岩石，我得救了！上岸后，遥望数百米的对岸，我已被冲下了一两里远！大大超过我预估的出水点。后来听老乡讲，当我下水后，眼见延河水将我迅速的冲向下游，越到河中央，冲的越快，而下边不远处的河中央，有几处巨石，河水冲击出几米高的浪，如果冲到那里，神仙也救不了了。跟我们同来的娃在岸边看到，吓的直哭，刘清发急忙跑到附近村去找水性好的来救我。到底最终是上了岸，真是后怕！生死也就是瞬间的事，估计再过几秒摸不到岸，我也就不会有1969年7月以后的经历可写了。

第二次难忘的经历，是插队的第二年，我们赶着毛驴车到县城卖沙果回来的遭遇。我们的水果卖的不错，很快也买空了。去时三个人，我和两个老乡，回来时两个老乡城里有事留住，因是空车，我一人赶着驴车回家。过了延河后，爬上了塬上，我还在高高兴兴，就差一两里就到知青家了，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瞬时黄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砸下来，要命的是闪电雷鸣，震耳欲聋。空旷的塬上根本无处避雨，我拼命的呦喝着毛驴飞奔。突然，就在毛驴头前不远的地方，估计也就十几米，一道刺眼的闪电划过，好象击中了前方地面，我眼前一下子一片白晃晃的，什么也看不到了。奇怪的是好像没听见雷声。我呆在那里，过了好一阵才缓过劲来，当我落汤鸡似的回到窑洞，和其他同学讲了刚才的经历，他们都不太相信，我真是躲过一劫！过了不久，当传出我们村对面的东卓村知青有两个人被雷电击死的消息后，大家都庆幸我真的和死神擦肩而过了！

第三次发生在我们知青砍柴过程中，农村没有柴，就无法作饭，无法烧窑取暖，换句话，就无法生活下去。刚落户时老乡们还能帮忙砍几捆接济一下，时间一长，我们只能自力更生。和其他老乡一样，上大山，到童儿湾老山去砍柴。刚开始还有点新鲜感，真干起来，才体会到什么是“玩命。”这是对我们知青的最大考验！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当时的劳动强度和危险程度。童湾距上田中塬三十多里，要拉着几十斤重的空车顺塬上爬几百米高的大山，然后再下到几百米深的沟底去拿小撅砍柴，把一根根粗细不一的树干捆成百斤左右的一捆，再用小撅插入其中，背到肩上，再一步步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爬上山顶，然后，将十捆左右捆到架子车上，再拉下山。老乡们一致认为，在所有农活中，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就数上山砍柴了。一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天不亮上山，月亮升起才赶回，有时一天要拉两三次直干到深夜。砍柴往往在农闲时，也是十冬腊月最寒冷的时候。陕北的冬天，寒气逼人，气温往往能到零下二三十度。而我们知青只穿着从北京带来的薄薄的小棉衣，砍柴中早已被撕破，四处漏风，裤子是“灯芯绒”的运动裤，穿着塑料底的“懒汉鞋”，吃的又差，没有热量，劳动强度过大，睡眠极度缺乏。砍柴不是一天完成的，往往连干四五天，七八天。记得一天深夜。我一个人拉着车在空旷的原野中往坡上走，不知是第几趟了，每迈出一部都像纤夫拉纤一样，脚上像灌了铅。天空没有一丝云，皎洁的月光也像发出阵阵寒气，我又冷又饿又困，兜里只剩下一点带冰的玉米团子，我吃了几口冰渣，瘫软的倒卧在车上。这时真想睡上一觉，朦胧中似乎进入梦乡……突然，不知哪个村里传来狗叫，我猛然一惊，要是狼来了怎么办？这才又重新打起精神，在“革命意志”的鼓舞下，狠命地凭着顽强的毅力，将车一步步地拉到山上和其他同学会合了。回想起来，如果当时真的睡着了，在那种条件下，估计难以醒来，若等其他知青找到我，恐也回天乏力了。数年后，我听说多海大队折村的队长肖艺荣，在我们离开农村不久的一个冬天上山砍柴摔死了，肖是村里最强壮最富经验的劳力，竟然……不由的不使我想起了我们经历了那些最苦的也最危险的日子，尤其是那个难忘的夜晚。

和死神打过交道的难忘经历，是我人生道路的宝贵财富，更让我看淡世间的荣华富贵，争取能做到既珍惜当今的每一天生活（活一天相当于赚一天），也不惧残废的临近，毕竟也是一种境界啊。

我永远忘不了和死亡多次擦肩而过的经历。

作者简介：罗龙，男，1969年2月到延长县安沟公社多海大队插队，1972年离队到陕西汉中工具厂工作，1987年回京，现在北京唐安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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