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陕北插队故事】— 北京知青郭文敏文集摘录

      前两天，我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一张光盘，上边是希年的笔迹，用黑黑的油漆笔写着《红色的回忆》，我赶紧让女儿用电脑放给我看，结果令我异常感动和惊喜，这是希年专为我刻的一张光盘。

    记得一九九七年底，看到黑明《走过青春》百名知青报告摄影集那本书后，勾起了我对陕北插队生活的回忆，所以有了一种冲动，趁着脑子记忆还行，把那段生活记录下来，留着将来看，免得时间太久以后忘记了。

    我是一九九八年开始写的，那时白天还上班，晚上写，没想到一开始写，就像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许多事都想起来了，可是我打字慢，陕北插队的故事太多了，那时一写就放不下了，每天很晚很晚才睡，后来颈椎病和血压高都犯了。

    当时还没查出是肾上腺肿瘤，所以控制不住血压，后来有一次血压太高还心衰了，住了一个月医院也没把血压降下来，插队的故事就放下了。

    那时希年和女儿都喜欢看我写的插队故事，都鼓励我有时间继续写下去，当年希年给我打印过两份，九九年聚会时给队里同学还传着看过，后来都找不到了，没想到他真有心，还刻了一张盘。

    希年生前曾问过我许多次，啥时继续写，可后来我喜欢上了收藏地铁票，也觉自己文笔太差，就把写作的事放下了。

    如今十三年又过去了，要是没有这张盘，好多插队的事我都记不清了，插队是我青年时期最值得写的事。那是一段即艰苦又有意义的经历和回忆。

    下面是一九九八年我写陕北插队的故事时，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为我起的名、写的序，准备从今天起，把我能记起的陕北插队故事慢慢修改、继续写下去。按女儿说就是一篇篇的记叙文。

【红色的记忆】

序言：

    人的记忆有时是个很奇妙的东西，能够记住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很多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记忆逐渐模糊，渐渐淡忘，有些却被磨炼地愈发清晰，伴之一生。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那么一段记忆，是永远也抹之不去的，它牢牢地刻在我的思想里，我的心底，我的生命里，血液中。那是一段有颜色的记忆，是一段红色的记忆······

赴陕出发前的准备

    我的邻居杨秀琴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校同年级但不同班，我俩非常好，放学后天天在一起，打乒乓球（我们楼门口就有乒乓球案子），玩跳皮筋、抓羊拐、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当时她的情况和我差不多，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俩一起商量报名去延安，并争得了家长的同意。

    当时学校并没有马上批准我们，但是后来由于六六、六七届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坚决不走，领导完不成名额了才批准我们顶替。

    工宣队的头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倆提出两条：一是申请补助一点儿布票、棉花票。因为我们要准备四季的衣服，尤其是冬季的棉衣、棉裤、棉大衣、棉被，这些在当时都要凭票供应。

    杨秀琴还得到一些现金补助，我家经济条件好一些，因此没有申请、没有得到。

    二是要求我和杨秀琴必须分到一个队，而且要求和高中的女生分到一个队，觉得她们比我们大几岁，社会经验可能比我们丰富一些，遇到困难可能比我们主意多一点儿，和她们在一起有安全感。

    工宣队的头头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要求我们尽快把行李送到学校。

    离出发的时间很近了，我和杨秀琴忙着去迁户口。派出所的听说我们是六八届的，说了好几遍让我们想好了，别后悔，一旦户口迁出，后悔就来不及了，重新上户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

    我和秀琴当时态度很坚决，说：“我们是自愿去的，绝不后悔。”

    母亲忙着为我做新棉衣、新棉裤、拆洗棉被。

    妈妈用一个棉花票为我买了一件长大衣，还给我钱让我上街买两套棉毛衫和棉毛裤。

为了省钱，我和秀琴跑到前门处理商店买的等外品。

    我长这么大，还从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以前都是把旧衣服套在里边。

    父亲当时被隔离不让回家，（那年父亲十一还参加了国庆盛典，之后不知什么人诬陷他有历史问题，直到今日父亲有时还念叨，不知是谁诬陷的他）

    其实那时爸爸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是冤案，单位特放他一天假回家帮我打包行李。

    凭学校开出的下乡证明买到一个箱子，箱子外边的颜色是枣红色的，中间印有一个金黄色的光芒四射的太阳，上边印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林彪笔迹的题词。

    父亲骑车到公主坟商场的日杂商店买来了草帘子和草绳子帮我捆好箱子。还给我买回一个棉帽子。爸爸还把他的军用水壶给了我。

    姥姥一直念叨着舍不得我走，不放心我一人走那么远。我走了她就一个人睡一间屋了。她觉得寂寞。我只好安慰她说：这是大方向，每个毕业生以后都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当时我们单元四楼十号住着一个姓马的工程师，他的儿子马季青是我们学校六七届的（后来分到林瓦大队，和我队相距五里地）也是这批去陕北，马伯伯找了一辆卡车帮儿子往学校运行李，顺便把我和杨秀琴的行李也一起装上车了。

    那时的邻里关系都非常好，有什么困难都是主动帮忙。

    行李到学校后都拴上标签，写上姓名和到达地点，每个箱子上栓好几个，可能怕运输过程中刮掉了。

    我和杨秀琴分配到陕西省延长县安沟公社瓦石头大队。

告别北京奔赴延安那天

    1969年1月24日我们学校第一批奔赴延安的同学，背着准备好的随身行囊在母校铁二中操场集合。大部分同学都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的，只有少部分是六八届初中或高中的，我们班只有我一人。

    学校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仪式，学校工宣队领导致欢送词，我们在锣鼓声中登1969年1月24日我们学校第一批奔赴延安的同学，背着准备好的随身行囊在母校铁二中操场集合。大部分同学都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的，只有少部分是六八届初中或高中的，我们班只有我一人。

    汽车开往长安街，应同学们要求，司机在天安门广场绕场三周后开往北京火车站。

    我们坐的是专列，整列火车都是知青。

    站台上站满了欢送的家长和同学，我的妈妈和弟弟也在其中。

    家长们在不停地向孩子嘱咐叮咛，孩子们在不停地答应、点头，一幅幅依依惜别的样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抹眼泪，我只盼着车快点儿开。本来我挺高兴的，都快被感染了。

    列车缓缓开动了，车上车下都传来哭声，我们都挤到车窗前向亲人挥手告别，我看见母亲在流泪，心里一阵酸楚。火车在加速，站台上的人离我们越来越远，渐渐地看不见了。

    我回过头看看杨秀琴，我俩对视着突然大笑起来。

    我问她：“他们为什么哭啊，”

    她回答；“不知道，本来我不想哭，他们把我的眼泪也快逗出来了。”我分明看见她眼睛里闪着泪花，不知是哭的还是刚才笑的。

    毕竟当时我们还不满18岁，对于今后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和能不能再回来确实一点儿都没想。

    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出门旅游似地，心里充满了新鲜、好奇、向往？我自己都说不清什么感觉，我俩在车上一会儿就兴奋起来，我看到有的同学闷闷不乐，一副忧郁的表情，像是很无奈的感觉。

    同车厢的一个男生主动和我们拉话，说：“高兴什么呀！等到了地方，哭都来不及了！”因我们在学校是男女分班，平时不跟男生说话，而且他当时的打扮我俩看着也别扭，中式对襟棉袄、戴着墨镜，婴儿式的帽子，所以就没理他。

    原来在家我和秀琴经常晚上在院子里聊天到很晚，她妈妈经常叫她回家时都说：“你俩哪那么多说不完的话，干脆住一块得了！”想想我俩真的就要住一块了，所以很兴奋。

一路奔波险些遇险，终于到达延安

（5）

2011-10-23

（6）

2011-10-24

    天黑了很久了，队里的乡亲们也都走了，热闹了半天的窑洞和四周一下子都静了下来，窑洞很深很黑，煤油灯照着我倆晃来晃去的影子。

    我和秀琴打开窑洞门，眼前是一座座夜幕下的雪山，看不到一户人家，死一般地寂静。

    离开北京几天来，一路都是热热闹闹的，我俩对眼前的宁静实在不适应，赶紧关上门，窑洞里静的只能听到我俩的呼吸声，仿佛这一座座大山上只剩我们俩人了。

    我俩对视了一下，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的分明是恐惧。

    想想刚才队长介绍说；全村只有十二户人家（其中三户是三个单身老头），分布在三座山和一道沟里，我们这座山的坡上住着一户姓赵的地主。

    我俩忽然有种上当的感觉，明明工宣队答应说和高中女生分到一起，结果人家那么多人都留在瓦石头大队，而我俩却被分到好几里外的这个南沟生产队，这么偏僻的小村，现在只剩下了我们俩女生。男生在山后边，出事喊都听不见。

    忽然，我俩透过窗户纸看见坡上照过一丝光亮，随后传来一阵奇怪的、十分沉重的、呼吃呼吃的喘息声，声音越来越大，灯光也越来越近，只见一个漆黑的人影，一只手提着一盏灯,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向我们窗户慢慢走来。

    他走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把提的灯放在我们窑洞外面的磨盘上，人影印在窗户纸上，很大很大，他的山羊胡子和头上扎的毛巾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俩害怕急了，面面相觑，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想：是不是地主憎恨我们这些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怕我们分他们的田地，不愿意我们住他们的窑洞，来吓唬我们或是杀我们来了。

    在我十八年的生涯里，印象中的地主个个都是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洪湖赤卫队》里的南霸天那样凶神恶煞，像刘三姐里的财主那样歹毒。姥姥也曾给我讲过在财主家的种种遭遇。所以，在生产队长向我们介绍离我们很近的坡下住的是一户地主时，我们当时就特别恐惧。

    我俩看看门，两扇门中间缝隙很大，从外头手能伸进来，门拴一拉门就会开。

    秀琴吓得小声哭了起来，我个子大，那时我就比她高十公分呢。我搂住她一边劝她，一边小声和她商量：“咱俩把箱子抬下来顶住门吧，”我俩的箱子都被老乡放到炕上了，她哭着点点头。

    我们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先把秀琴的箱子从炕上抬下来顶到门口，看盖不住门拴，又把我的箱子摞到她的箱子上，觉得这下门是从外边打不开了，心里这才稍稍松口气儿。

    隔壁窑洞传来咚咚什么东西捣地的声音，从影子看那个留山羊胡子的老头儿拿着棍子像是进了隔壁窑洞。但仍能听到他特别沉重的喘息声。

    过了一会儿，那黑影拿着棍子出来了，我俩紧紧盯着窗户纸，只见那影子提起磨盘上的那盏灯，柱着棍子向坡上走去，喘息声随着灯的光亮越来越远。我倆的心稍稍平息了些。

    连日来旅途上的疲劳一起袭来，我俩爬上炕，刚做完饭的炕很暖和。

    我们打开行李，铺开被子，找来随身带的手电放到枕头旁边。

    这窑洞暖暖的，比前几天睡的地方舒服多了。

    我说：“没事了，他走了，我们睡吧。”

    秀琴说：“这下门肯定是推不动了。”
    就这样相互安慰着，太累了，聊着聊着竟慢慢地睡着了。

    半夜，我睡得正香，被秀琴推醒了，她说：“快看，山羊胡子又来了。”

    我一下惊得一点儿睡意也没了，和前边那次的情况一模一样，那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人影越来越近，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把我俩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秀琴吓得用被子蒙住头。

    我胆子大，对她说：“没关系，他进不来！”

    我打开手电在窑洞里找到一把菜刀和一把镰刀，我把镰刀递给秀琴，我拿着菜刀，我说：“他只要一碰窗户和门，咱们就大声喊，他要敢进来就和他拼了，”

    我虽然劝秀琴，其实我也吓得心怦怦乱跳，头直发晕，手发抖，头发都立起来的感觉。心里想；他上次是探路，这次是准备真动手了吗？

    那黑影依旧把马灯放在磨盘上，拿着棍子进了旁边的窑洞，窑洞里依旧有通通的响声和说不出来的怪声音，不一会儿，黑影出来了，提着灯拄着棍子朝坡上走去，怪怪的喘息声渐渐远去了。

    我俩一点儿睡意也没了，猜来猜去也想不明白咋回事，商量明早起床先看看旁边的窑洞是怎么回事。

    （请看下一篇就明白了）

（7）

神秘的饲养员喉唠

2011-10-26

  《原来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喉唠昨晚吓了我们一跳》

    第二天天刚亮，我俩还在睡梦中，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自报姓名，原来是我队男知青杨林。他说：“几点了还不起，该做早饭了。”
    原来他是想来商量看怎样做早饭的，他说在家里他也会做饭，想来帮忙的，我和秀琴觉得很尴尬，我俩在被窝同时对脸吐了吐舌头，赶紧回答：“我俩还没起呢，不方便，你先走吧，过一会再来。”
    因为昨晚不知厕所在哪里，晚上经历那么可怕的事，哪里还敢出去，而且用箱子堵着门，也不敢移动。
    后来我俩实在憋不住了，我就和秀琴商量，我来时带了两个盆，一个是小的双料的白搪瓷盆，准备洗脸用的，另一个是大的生铝盆，准备洗脚和洗衣服用的。秀琴带的两个盆，一般大，比我的洗脸盆大，比我的洗脚盆小。
    我说：“用我的小盆当尿盆吧，咱俩以后共用一个洗脸盆。洗脚盆洗衣服时也可以和着用”她点头说：“行。”所以我俩昨晚是在小白盆里方便的，尿盆还没倒呢，哪能让杨林进来。
    我俩穿好衣服去开门，却怎么也抬不动上边的箱子，昨晚的力气不知哪儿去了，累的我俩直喘粗气，歇了一会儿再鼓足劲还是抬不动。
    杨林以为我俩这么半天应该穿好衣服了，又回来了。
    我说；“箱子顶着门哪，挪不动。”
    他从门缝看见了那两个箱子，说：“干嘛把箱子顶到门上呀。”
    我俩在门里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昨天晚上的可怕经历。让他快看看旁边窑洞有没有人。
    他过去看了看，说：“嗨！旁边是驴圈，里面有四头毛驴。”
    昨天队长没说我们旁边紧挨着驴圈。
    前一天晚上到队里天都黑了，也没熟悉一下环境，不知厕所在哪里，也不知旁边是驴圈，所以受了两次惊吓。
    杨林说：“你们别着急，你俩自己抬上去的，就应该能抬下来。”
    但我俩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就是抬不动。
    杨林说：“我在外头也帮不上忙呀，还得靠你们俩，动动脑筋。”说完又走了。
    这次杨林走后，我俩静下来想了想，我的箱子在上边，我那里有一摞中学同学送的塑料皮日记本较沉，还有毛泽东选集四卷、毛主席诗词和好几本毛主席语录、半农半医手册等，这些书比较沉，所以先把它们掏出来放到炕上，箱子轻了就抬下来了。
    门终于打开了，外边还在下着雪，我俩满院子找厕所，找了一圈也没看到。
    房东郭大娘从窑洞里出来了，看见我俩端着盆在院子里转，问：“娃个找剩呢？我俩不好意思一说，郭大娘特热情地带我俩去了。房东的厕所还挺隐蔽，下一个小坡，再拐一个弯，用玉米杆围着。
    郭大娘还说：“有啥事情和困难就尽管找我，你们这些‘大学生’这么小，离家那么远跑到这里来了，太兮荒了（可怜的意思）。”
    （后来他们统称我们知青为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