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的启蒙老师
尊贤敬教国之本
教化育人师为尊
一日为师终身父
百年树人始于春
年过了,节也过了,大杂院又恢复了以往那种单调、枯燥的生活。每天,启明星尚未露面,女人们就爬了起来。劈柴、生火、熬粥、热饭,打发走上班的男人,伺候好在家的老人孩子。看看家里没有什么可干的活儿了,便端起针线簸箩,到邻居家串门儿去了。
三五个老娘儿们一边补衣服、纳鞋底儿,一边聊闲天儿,打发剩余的时间。那时,妇女的针线活儿不好是要被笑话的。一家七八口人都要穿,大的改小的,棉的改单的,实在不能穿了就作补丁,再往能穿的衣服上补,每天有干不完的针线活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正是那时的真实写照。孩子们自不必说了,凑在一起玩儿那永远也玩儿不够的游戏。
老头儿们耐不住寂寞,花上毛儿八七,到书场听上一段儿《三侠五义》、《隋唐演义》或是《岳飞传》自然是解腻歪的最好办法。这里没有音乐、没有广播,唯一能够听到的只有火车经过时发出的轰鸣。
那时候,孩子们满八周岁才能够上小学。天津的解放是在四九年初,百姓舒了心,十月份以后出生的孩子多了起来,我们几个小伙伴儿都是小牛。去年报考入学,没有被录取,还要在家玩儿上一年。爸爸希望我能在上学前收收心,年后便把我送到菜市边上的一家私塾读书。
这里白天是私塾,教孩子读书识字;晚上是识字班,负责这一带的扫盲活动。教室是一间残破的库房,里面摆放着几排大案桌,桌前是破旧的木条凳。老师张先生是个老学究。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笔直的腰板儿;头戴一顶缎子面儿的瓜皮帽,身穿一件已经泛白的蓝布棉袍,一只瓶子底儿般厚的眼镜架在通直的鼻梁上,越发的凸显出高高的颧骨;已经花白的山羊胡子被梳理得一丝不乱,整个人显得清爽干练。
白天来上课的大部分是已经错过入学年龄太多的男孩子,或因病、或因家庭发生变故、或因刚刚从农村来到城里。他们已经壮得像只牛犊子,再也不愿意与矮他们一头的孩子同窗。虽然普通百姓不像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的人们有那么强烈的望子成龙的愿望,但也绝不希望子承父业,继续拉胶皮、蹬三轮、赶马车、扛大个儿,继续当睁眼瞎。当然了,送孩子读私塾的还是商贩居多,他们需要有个会算账的帮手。我的同窗有二十来人,没有一个是我的发小弟兄,也没有一个是我的同龄人。
晚上参加扫盲的大多是原先市场上的摊儿贩子。五六年公私合营后,大字不识几个的他们在经营活动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除了管理部门组织的扫盲活动,许多地方都因地制宜,开办了各种形式的识字班,我去的这所私塾便是其中一个。课程只有语文和珠算。每天的上课时间安排在晚饭后,只有星期天白天上半天的课,复习一周来学习的内容。
姥姥用旧蓝布为我缝了一个书包,爸爸用白纸给我订了几个作业本,又找到了一个多年不曾用过并短缺了一颗珠子的算盘。哥哥们也送我一些书本文具,加上我自己有的,也凑了大半书包。
第一天上课,一屋子的陌生面孔使我很不自在。尤其是在这些同窗中间,我简直成了一个侏儒。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张老先生只是点了名,扼要地讲了讲课堂纪律和一些要求,便开始授课。
上午是国文,从《百家姓》学起,只学两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老先生先领着我们高声朗读,随后便写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笔画顺序、结构特点和记忆要领。尽管这些字我早就会写,但我不曾知道每个字还有这么多学问。尤其是他的每一个字都写得那么规范、那么漂亮,把我的那一点点儿骄傲清扫的一干二净。
我拿出作业本,规规矩矩地照着老先生的讲解,一笔一划地写出每一个字。老先生走到每一个孩子的面前,对他们写的每一个字仔细地看,不厌其烦地讲解、评判。我写的字是爸爸手把手教的,自然受到了老先生的赞赏。他指出其中“鄭”字的结构缺陷后,连声夸道:“好,好!孺子可教也。”我的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还没有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表扬过我,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下午学珠算,我们把算盘都摆在了自己的面前。老先生绕着桌案转了一圈,看着每一个孩子的算盘。当走到我的面前时,他停住了脚步。
“振华,你的算盘怎么短一颗珠子?你爸爸不是会计吗?家怎么能没有一个好一些的算盘?”
我知道,别说算盘了,爸爸连单位的一张纸也不肯往家里拿。家里经常是没有隔夜粮,一天吃的棒子面一天买。爸爸却从来没有找单位要过一次补助。
我默默地站着,一句话也没说。老先生走回讲桌,拿起自己的算盘放在我的面前,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坐下吧,先使我的。”
他转过身对孩子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的算盘就像木匠的斧子、铁匠的锤子、农民的镰刀、矿工的搞头,那是不能凑合的。别的都能省,工具不能省,这是吃饭的家什。”他慢慢地走回讲桌,继续说道,“打算盘是一种熟练工,熟能生巧,没有什么诀窍,关键是指法与口诀。”
他举起右手,伸直拇指、食指和中指,“这三个指头各有分工,拇指管上下拨动横梁下面的算盘珠,食指管向下拨动横梁上面的算盘珠,中指管向上拨动横梁上面的算盘珠。这是我们的老祖宗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大家就按这种指法先练习拨算盘珠,口诀以后慢慢背。”
孩子们劈里啪啦地拨动起算盘珠,我抚摸着老先生那光亮滑快的算盘,象被打翻了五味瓶,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儿。
老先生走到我的背后,默默地看着我,半晌没说话。好一会儿,他把枯枝般青筋暴露的手放在我的头上,轻轻地说:“孩子,好好读书吧,一切都会好的。”我抬起头来,望着老先生和蔼的目光,我的眼睛湿润起来。
回到家里,我没有对爸爸妈妈讲起这件事,悄悄找到一串跳房子用的珠子,选了一颗大小差不多的,把算盘拆散重新组装。然后找到一小块儿破布,滴上几滴油,仔细地擦起算盘来。时间不长,便把算盘擦得油亮,我拨动几下珠子,也滑快多了。这时,我听到背后有沉重的呼吸声,回头一看是爸爸。他慈祥地望着我,脸上的表情在变化着,有欣慰,有歉疚,还有掩饰不住的无奈。我赶忙站起来,晃动一下手中的算盘说:“爸爸,您瞧!跟新的一样。”爸爸抚摸着我的头,连声说好。我又把老先生好好地夸了一番。
爸爸把我拉到他的怀里,动情地说:“爸爸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你们学到本领,将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你们生在新社会,对旧中国还不了解。人最大的痛苦不是贫穷,而是被欺凌、受奴役;最大的悲哀不是苦难,而是愚昧、无知、混沌。”
爸爸攥着我的手,沉思了片刻,“现在咱们的家很贫苦,咱们的国家也还贫穷,就靠你们这一代来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了。不学好本领能行吗?张老先生很有学问,很正直,也很爱国,你要好好跟他学知识。我跟他还算熟悉,给你交学费时,他问我你好学吗,我说还可以,他说什么也不肯收钱,只是让我放心的把你交给他。你可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啊!”我使劲地点着头说:“爸爸,您就放心吧!”
自打那日起,马路上疯玩儿的孩子群里,再也没了我的身影。二嘎子他们多次找我去玩儿,被我婉言谢绝,弄得他们对我极不满意,说我成了书呆子,把我列入不讲义气的一类人之中。我也曾动过心,很想与发小的弟兄们去尽兴地玩儿,但还是被读书的欲望压倒。只有三邦子不时找我聊聊读书的事,还借给我一些他爷爷留给他的书。
两个月下来,我已经大有长进。我的描红本儿上划满了红色的圆圈,练习本上的每一页都有用红色墨水批阅的评语:好!很好!不要骄傲!继续努力!珠算我已经能够用16875相加、相减、相乘、相除了,尽管打的极慢,并且时常出错。张老先生很是喜欢,一高兴,便拉着我到陈娘的炸糕摊儿前,要掏钱给我买一个作为奖赏。陈娘一边递给我一个炸糕,一边笑着对老先生说:“还用您掏钱,这个客我请了。您也来一个尝尝。”说罢,也递给了老先生一个。
陈娘与妈妈是好姐妹。妈妈摆菜摊儿的时候,知道陈娘家困难,每天都要给她留一些菜,待她收摊儿后捎回家,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每次我从她的摊儿前路过,她都要塞给我一纸袋儿炸糕,让我捎回家,给全家人尝尝。为此,妈妈告诫我说:“陈娘家很困难,做个小生意不容易,别给人家添麻烦。”弄得我都不敢从她的摊儿前过。可她的摊儿恰恰在学堂的门前,自打上了私塾,想绕都绕不过去了。我对陈娘说了,吃一个可以,带回家不行。不过因为陈娘知道姥姥爱吃炸糕,我还是时不时给姥姥捎回一个,成袋儿的是决不要了。
其实,菜市儿上的商贩我都极熟。自打吃奶起,我每天至少要来两趟。妈妈生我三天,便出摊儿卖菜了。同院儿的老姑妈每天两次背着我,提着菜篮子到菜市儿。妈妈给我喂奶,老姑妈便拣一些不好卖的菜装到菜篮子里。待妈妈喂过奶,老姑妈背着我,拎着一篮子菜回家。全院子每家都会得到一份儿蔬菜。妈妈很廋,但奶水却很足,加上姥姥精心喂养,怀抱中的我白白胖胖,很招人喜欢。妈妈人缘儿好,菜市儿的叔伯大爷、婶子大娘见了我都要亲上一口。公私合营后,妈妈离开了菜市儿,我却成了他们摊儿上和家里的常客。
我与老先生站在摊儿前,边吃炸糕,边听陈娘讲述她与妈妈的友情。老先生不住点头称道,他感慨地说:“穷人相交,得到的是温馨与情谊;富人相交,得到的是利用与贪欲。同一形式,结果却如此截然不同,呜呼哀哉!”看到他老人家变得暗淡的神色,似乎感到了埋藏在他心底深处的痛楚。
我轻轻地拽了拽老先生的棉袍,“哦,我又走神儿啦!”他掏出袖筒里的手绢,擦了擦嘴边儿的油星,又捋了捋有点儿凌乱的胡须,笑了笑说:“上了点儿年纪,就是爱瞎联想,没事儿,没事儿。振华,你也回家吧。”
不知是为了什么,我的心里总好像有点儿说不出的感觉,是不安?是焦虑?还是沉重?我自己也说不清。自小就敏感的我从老先生那片刻变得抑郁的目光中感觉到了凄楚、哀怨与忿恨。
晚上,我对爸爸说起了自己的感觉。爸爸说他也不太了解张老先生的身世,只是因为喜欢书法,曾多次向老先生求教,才熟悉起来。解放前他就在这里开了个小书馆,教孩子读书识字,有钱的给点儿钱,没钱的给点儿粮油食品。过年写写春联对子,平日代写书信契约,独身一人日子还算过的下去。解放后,老先生拥护新政权,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尤其热衷于扫除文盲运动,几年来办了一期又一期的识字班,附近的老百姓受益匪浅,对他格外敬重。
一连几天,老先生在课堂上不停地咳嗽,他给我们留下一些作业,便蹒跚地走出教室。终于有一天老先生没来课堂,托人捎信儿,让我们回家自习功课。一问才知到,老先生病倒了。大家都要去探望,被送信儿的人拦住,说老先生不让去看。我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家中,把书包扔到炕上,坐在炕边闷闷不语。姥姥赶紧过来问我怎么没上课,我告诉姥姥,是先生病了。姥姥忙掀开炕褥子,从炕席底下取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有一块钱。姥姥把钱交到我的手里说:“把钱交给你妈,让她下班买点儿点心水果,等你爸晚上领你去看看先生。”我从炕上跳下来,一溜烟跑到妈妈工作的副食店。
下班的时候,妈妈拎着一兜点心和一兜水果回家。见我们已经蒸好饽饽、熬好粥。便放下东西,忙着做菜。一家人吃过晚饭,天已经擦黑儿。我和爸爸赶紧带着东西奔张老先生家走去。那是一个很窄的小胡同,没有灯光,十分昏暗。我们爷俩小心地绕过胡同里堆放的杂物,来到紧里面的一个小院儿。
老先生住的是里外两间西屋。一进外间屋,正面靠墙是一张条案,案子上摆着香炉。墙中央挂着一幅裱装精致的孔子像,像的上方是一幅横轴,上书“万世师表”。像的左右各有一幅立轴,分别书写“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条案的前面摆放着一张八仙桌,两边各放了一把椅子。靠门有一个洋炉子,铁皮烟筒穿过间壁墙,通向里屋。里屋靠窗有一张书案,上面摆放着文房四宝和一盏灯。书案的旁边有一个书橱,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靠里是一张单人床和几个摞在一起的樟木箱。
我们进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几个人了。老先生见到我们进了里屋,挣扎着要起来。爸爸赶紧过去扶住老人,忙不迭地说:“您老千万别动!”旁边有人递过来一个凳子让爸爸坐下。我把东西放在书案上,正要过去,老先生急着摆手,不叫我过去。他喘息着对爸爸说:“我得的是痨病,别传给孩子。”我站在书案前,不知所措。
我知道老先生是累坏的,他太执著、太认真了。晚上的识字班不说,单教好白天的课就已经让老先生心力交瘁了。孩子们年龄参差不齐,接受能力差别悬殊,尤其是在社会上混迹的时间较长,管理起来极为困难。两个月来,老先生呕心沥血、耳提面命,依旧有一些孩子或学不好,或不好好学。我不但帮不上老先生任何忙,有时还因其他人背不下来课文或口诀,我能背了下来而遭到记恨。
有一次放学,一个叫彪子的大孩子把我堵在学堂外边,揪住我的脖领子,恶狠狠地说:“就你小子能耐!下次我不会背的课文,你要是敢背,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被他揪得脚后跟已经离了地,他仍在不停地前后摇动着揪着我的手。
我也是个孩子堆儿里混出来的野小子,哪受过这般气。我顺势搂住他的脖子,猛地向上一蹿,曲起的右膝重重地撞在他的裆部。他怪叫一声,松开了揪着我的手,双手捂住裤裆蹲了下去。
我整了整衣领,站在原地看着彪子没动。我知道,我要是怕了他,以后光受欺负。我已经看到陈娘发现了我与一个大孩子打架,正在招呼旁边鱼摊儿的熊伯伯来帮我,我的胆子更壮了。
彪子慢慢地站起来,脸色由青变红,又由红变青。被矮他半头的小孩子整了,他的羞愧与愤怒可想而知。就在他扑向我的一瞬间,一只大手已经将他拎起。
我赶紧上前拉住熊伯伯的手说:“放下他吧,熊伯伯。我们是同学。”彪子已经被吓得脸色发白。
“还有人敢在这里欺负我们华子!”熊伯伯边说着边放下彪子。
陈娘揪着彪子的耳朵,恨恨地说:“瞧你这么大个子,欺负小孩儿,不嫌害臊。你住哪?我找你家大人去!”
看着彪子的可怜相,我心里有点儿不忍了。忙对陈娘说:“娘娘,别为难他了。他妈妈有病,他爸爸要是知道他不好好念书,光捣乱,得打断他的腿。”
“他欺负你,你倒替他说话。”陈娘放开揪着彪子耳朵的手,笑着对彪子说:“瞧瞧人家孩子多懂事儿,以后不许欺负人了!还是同学呢。”
我拉着熊伯伯的手,连声道谢。
“他要是再欺负你,就告诉我。”
“他还敢呢,胆子都快被您吓破了。”
“振华,”爸爸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给先生鞠个躬吧,谢谢先生对你的教诲。”我赶忙走到老先生的床前,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您的病会好的!”我的声音有些呜咽,“等您好了,我还去听您讲课。”
“孩子,还有几个月你就该正式上学了,我可能没有机会教你了。你很聪明,要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我也没什么东西送你,这几本字帖你拿去,好好练字。”说罢,从枕头下取出三本字帖递到我的手里,然后对爸爸说:“快带孩子走吧,我可不想把病传给孩子!回家给孩子好好洗洗。”
回家的路上,爸爸对我说:“孩子,你要记住,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永远不能忘记先生的恩泽,要常去看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