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网五色土 栏延河水 → [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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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孙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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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插队记实

高世龙

一、起羊粪

陕北羊圈里的羊粪基本是一年一挖,再重新填上新土,称为起羊圈,挖出的粪用于种地时施肥。挖过后需重新填土,并隔一段时间就填上一层土,以使羊粪和土混在一起,羊群践踏后又成了一层硬实的地面。

刚开春,队长派个老乡带着我们四个男生去起羊粪。羊刚出圈我们就进去了,一股很窜鼻的羊粪味呛得我们喘不上气,眼泪哗哗的往下淌。还没干活,人就受不了了,一扔老镢我们跑出来,张大嘴恨不得把新鲜空气都吸到肺里去。

不管怎样终究要干活呀,咬着牙冲进羊圈,拿起老镢玩命的刨。要求我们刨下两尺左右,再把粪担出倒在离羊圈100多米的地方。羊圈里不止味难闻,更可恶的是数不清的跳蚤在你身上叮咬,钻到毛衣毛裤里到处都是,钻心的奇痒,脱了毛衣毛裤又冷,为了能好受点咬咬牙还是脱了,一开始冷的哆嗦干起来就不冷了。

为了能呼吸新鲜空气,我们就轮流挑粪去倒,可是几趟下来发现,正是因为羊圈内外空气的差异极大,人一出来根本就难再进去,所以我们又争着在圈里刨。也真奇怪呆时间长了反到慢慢习惯这呛鼻的味了,也感觉不到跳骚的叮咬了,直到老乡催我们歇歇,我们才恋恋不舍的出来抽支烟休息会。就这样干累了歇会干饿了吃饭,直到天黑了我们才结束了一天的劳动。

晚上我们往炕上一躺就睡着了,可刚一会又被跳蚤咬醒了,躺在炕上听得见跳蚤在炕席上跳得啪啪响,被窝是钻不进去了,在外面又冷,穿上毛衣,毛裤也咬,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又去羊圈了。干了一会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派一个同学去甘谷驿邮局给家里发电报,内容是:跳蚤太多无法睡觉速寄敌敌畏。

在羊圈起了十几天粪我们没睡过一个好觉,终于盼来了敌敌畏。我们先把炕席掀起,拿了一瓶全倒在炕上了,又往卫生纸卷上倒了另外一瓶,然后把沾有敌敌畏的纸放在毛衣毛裤里,尽管敌敌畏的气味呛人,可我们这夜睡的好舒服啊,那可真叫一个美呀!

二 、 蒙古大夫

北京有句调侃的俏皮话是“蒙古大夫——恶治”,看似玩笑的话语却浸透着我们知青的血与泪。

我插队在黑家堡公社罗家圪塔大队的李布袋沟,另一队是罗家圪塔,这两个小队竟出了两位蒙古大夫。

69年秋,老天连着下了半个多月的雨,天放晴后我们吃了顿没簸的面条,决定再好好做顿饭。于是大家有挑水的,有和面的,徐和平和一同学自告奋勇去劈柴。苦于没干柴,他们决定把窑内一个用于当作凳子的大树根劈了当柴烧。两人商量好徐和平喊一,二,三后,撤走扶树根的手,那个同学落斧劈柴。两人准备就续,只听一,二,三,斧落下,没砍着树根却贱起了鲜血,大伙惊呼!再一看徐和平左手捂着右手喊:快拿绷带,再砸一个肥皂盒做夹板用。在他的指挥下我先用绷带把他那露着骨头只连着一点皮的大拇指,捆了几圈后又用夹板固定,待固定后一看,大拇指的方向反了,又急忙拆开重新固定,只见他痛的满头大汗,吃了止痛片后仍疼痛不止,十指连心啊。徐和平担心手指截肢,就一会一下的用针扎,用烟头烫,但总是没有知觉。第二天听老乡说,,有解放军医疗队在我们里面的沟里就赶紧去了,大夫说:你们是北京知青吧,要想保住手就赶快回北京去治。于是做了皮下缝合术及用铁箍固定住手指并把右手吊在了胸前。我们垂头丧气的回来后连忙找队长,卖掉了徐和平的箱子和被子,我们几个掏出了所有的钱给他俩凑够路费回京。半年后,徐和平回到了生产队,右手大拇指再也不能弯曲,带着永久的残疾,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在受苦歇歇时也学着老乡在地边砍些柴,带回来烧饭用。70年夏的一天,罗家圪塔的三个男生上山受苦就带着镢斧准备砍些柴,谁知地边没有柴。收工后,马玉海扛着镢斧下山,到窑门口一松手镢斧落下,正好落在左小腿腿肚上,他当时就倒下了,鲜血四溅,腿肚子上一个大口子翻着肉。两个同学连忙把他扶到炕上,傅国安拿来缝被子的针和线几下就给缝上了。饭后,北京干部老张到窑洞一看吓了一跳,说:咱们队怎么尽出蒙古大夫,马上送公社卫生所。由于天黑山路无法走,第二天天一亮,就用架子车把马玉海送去公社,又重新缝合治疗,还住了好几天院。

三、担水

陕北的腊月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我们刚去时看什么都好奇,这不,老乡给我们学生娃送水来了,担水用的木桶又成了我们的稀罕物,这个担担那个试试,最后大家决定一块和老乡下山去担水。

一路出溜着来到井边,看老乡熟练的用扁担勾住木桶在井里一晃,就拉上满满的一捅水。我们轮流试了试,结果不是把捅掉进井里,就是自己滑倒(井边都是冰,而我们又都穿塑料底的棉鞋),最后还是老乡打满了两桶水,问我们谁来试试?我们试了试,真沉啊,脚下又滑,谁也不敢担起来。忽然一声我来,只见钟大陆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昂首走上前蹲下,扁担上肩一声起~,只听扑通一声,水桶没动,大陆却没了踪影。大家惊呼跑到井边一看,大陆正站在井中一脸惊慌失措的往上看呢,大家手忙脚乱的用扁担把他拉了上来,只见他大半身都水淋淋的,不知是吓的还是冻的,哆哆嗦嗦,跌跌撞撞地跑了回去,擦干了身子钻进了被窝,一天都没敢出被窝。

                                 四、 陪住

71年夏的一天晚上,我们窑里的付国安忽然肚子疼得他满炕打滚,并吐绿水(胆汁),他断断续续地说,曾得过“胆道蛔虫”病,这会儿蛔虫在胆道里折腾呢,哎呦...疼死我了。大家看着他束手无策,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我借了辆架子车拉上付国安就去了公社卫生院,大夫一看病情严重让我们马上去县医院。我们县离公社50里地,而且县里只有一辆救护车,可巧又没在,(当时我们都戏称县上的救护车是思想病人车,经常被借去拉犯人,可能今天又借走了)我顾不上多想拉上付国安就奔了县医院。到了医院我办好了一切手续,服侍付国安住进病房输上了液,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感到又渴又累又饿,对着水龙头狂饮了一通。输了液的付国安疼痛减轻了些,便让我去吃饭,出了医院才想起,除了兜里剩下的1元多钱和一辆架子车外,我是一无所有。到了街上一看,县里唯一的一家饭馆还关了门,没办法只好带着饿了一天的肚子回了医院,坐在木椅子上,肚子不争气的咕咕地叫个不停,迷迷糊糊的看着病人过了一夜。

第二天,经过治疗的付国安明显好多了,我俩吃过早点后,把剩下的几毛钱留给他吃中午饭,我决定上街去转转,看能否碰到熟识的知青。我还真有福气,刚到街上就遇到了康家坪的苏志毅,(他是来县上开民办教师会的)我高兴的快要蹦起来了,真是天助我也。中午想当然的跟着他去县招待所噌了顿会议饭,又借了几块钱,回到医院把钱统统留给了付国安,又嘱咐了一些话就拉上架子车回生产队了。

在我走前,病房里又住进来一个被脱粒机打伤手的北京知青,记不太清他是交口公社还是张家滩公社的,脑子里只有那裹着厚厚绷带浸透着斑斑血迹的手......

在此我向所有在延安插队劳动中受伤或致残的知青朋友们致以最真诚的问侯,衷心祝福他们幸福快乐,身体健康!

                     五、 狼来了

插队的第二年,我们也学会勤俭持家了,养了一只小猪和一条狗。我们几个学生轮流做饭,谁做饭带管喂猪,几个月的光景我们的猪有六十多斤,近一米长了,看着渐渐长大的猪,心里美滋滋的,幻想着今年年底能吃上自己养的猪了......

记得六月的一天下午,那天是知青学习日,我们都在窑里聊天。忽然听见狗在外面狂叫,一会狗不叫了猪又尖声的叫和撞猪圈的声音,片刻就安静下来了,但狗又开始变了声的狂叫。怎么回事?我们坐不住了出来一看,猪没了,大伙都傻眼了。狗就叫着往山上跑,不知谁大叫一声:不好了,狼把猪叼走了,赶紧拿老镢去追呀。于是我们七手八脚,一人抄起一把老镢就追上了山。

一上山就看见狗在窑洞顶上叫,再往上看,只见狼和猪并排地走着,狗看见我们来了就窜着往上追,我们跟着狗就往上跑。这回可明白了什麽叫狗仗人势了,我们跑不动了,狗也不追也不叫了,当我们离狗近了,它就勇敢地叫着往前冲,总是和狼保持着几十米的距离。我们使出全身的力气,总算离狼有三十米远了,这回可知道狼是怎样叼走比它还大的猪了,原来狼咬着猪的耳朵,用狼尾巴抽着猪屁股,猪就哼哼叽叽地老老实实的跟着狼并排走,虽然看起来速度不快,但论上山我们还是甘败下风。狼还挺沉着,也不怕我们,自顾自地叼着猪耳朵,赶着猪大摇大摆地走着,直到我们筋疲力尽时,只好眼睁睁的看着离我们越来越远的狼和猪。

望着远去的狼和猪,即懊悔又后怕,为什么一开始听见狗叫不出来,猪叫还不出来。追猪时离狼那么近了,狼要是红了眼来咬我们怎么办...唉,啥也不说了,这几个月的辛苦是白费了,等于给狼养了头猪

    70年招工后,71年初知青开始并队,我和徐和平调到了中村生产队。几个月后的一天,李布袋沟的队长捎话给我俩:狼把咱队一圈的羊咬死了,你俩快回来吃肉吧。我俩一听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啊,可又有肉吃了,买了两盒烟一路小跑着就回李布袋沟了。

进了村一看还真热闹,家家户户都在炖羊肉,肉香的味道弥漫着整个小山村,好象过年似的。到了队长家,他伤心地告诉我们:狼是半夜钻进羊圈的,它把整圈的羊都咬死了,只喝血不吃肉,真是祸害人呀,大伙的财产就这么被糟踏了,唉...100多只死羊只好分给各家剥皮,吃肉。

老乡见我们回来了,盛情的叫去窑里吃肉,我们吃了东家吃西家,吃的我们感觉都顶到嗓子眼了,连话都不敢说了,一张嘴肉就要出来了,赶紧告别了老乡回中村。才出村子我俩就争先恐后的开始哇哇大吐,一打嗝感觉嘴里都是恶臭的气味,走不多远就吐一阵,真是吃饱了撑的难受死了,好不容易才到家,连晚饭都没吃,喝了点水就睡觉了,半夜渴醒了好几回,第二天上工腿都是软的,浑身没劲......

六、捉虱记

72年3月初我去安塞县王窑的红旗水库出民工。到红旗水库后我和十几个老乡挤住在一个窑洞里,因为人多我们住得人挨着人,晩上睡觉我的褥子紧挨着老乡的毛毡。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老乡们在暖暖的阳光下脱下棉衣,边聊天边挤着虱子,他们娴熟的动作看得我目瞪口呆。在阳光下我也感到身上似有小虫在爬,奇痒难忍,我也脱下棉衣和秋衣仔细查找,发现有黑的红的小虫在爬,沿着衣服连接处的缝里,圆圆的、白花花的像小米粒大小的东西连成了线,滚成了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身上怎么长了这么多的虱子。我赶紧逮住一只,用手一捻竟然捻不死,我也学着老乡那样用两个大拇指一挤,发出了啪啪的声音,还直冒血。我明白我这儿一身的虱子是跟老乡们挤着睡在一起传来的,从此每次换完衣裤我都拿到灶房用开水烫烫,明知当晩还会爬上虱子,但还是自我安慰以求尽量地减少我身上的虱子吧。

后来出民工的知青渐渐地多了,我们几个知青就搬到一起住了。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躺在炕上正天南地北地聊得起劲,不知谁逮了个虱子,还把虱子放在手电筒上,一开手电窑顶映出一个清晣的放大了的虱子,我们瞪大了眼晴认真地数着虱子的腿。有人突发奇想提议:即然睡不着干脆起来挤虱子吧,大家纷纷响应,一会儿工夫看着被鲜血染红的指甲,大家一下子沉默了,不知是谁发出了轻轻的抽泣声,那心情,那滋味,那感觉,难以言表。

虱子从此成了我身上忠实的伴侣,日复一日我与它相伴相随并与它战斗不止。直到三个月后队里来人把我换回。每当回忆插队的那段难忘的年代,我总忘不掉那些虱子形影不离地陪伴我度过在红旗水库的那艰难的三个月

作者简介:高世龙,男,1969年1月24日到延长县黑家堡公社中村插队,1972年12月到汉中工作,1990年回北京,现在北京市环卫集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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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园子

徐建青

 

菜篮子问题是当今一热门话题。提起吃菜,就不禁引起我的“想当初。”当初我们也曾为解决菜篮子问题出过力,只不过那是为了解决一个生产队的吃菜问题。

那一年冬天,当我们意气风发地踏上陕北黄土地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吃的问题——粮食和蔬菜的缺乏。粮食有政府供给和北京家里援助,蔬菜则完全要靠自己解决了。生产队长发话,先让各家给我们送点菜,以后给我们分上一块自留地,种上些菜,就不愁没得吃了。老乡们热烈响应号召,很快把菜送来了,有白菜、萝卜、辣椒等。我们一面感谢不尽,一面还得节省着吃。

春天到了,地里的苦菜、苦麦、小蒜、树上的榆钱、槐花都生出来了。我们就在干活休息时,跟上婆姨女子们满山里挖野菜,上树捋榆钱、槐花。收工时每个人兴冲冲地捧着一天的收获:“今天又有菜吃了。”

后来,队里给知青分了一小块自留地,位于离村很远很远的深山洼洼里。队长派人指导我们种上玉米,行间又种上豆角、土豆。临了留下一句话:“咋以后操心务育你们的自留地。”言外之意,社员们都是靠自留地解决吃菜问题的,以后你们的吃菜问题队里就不管了。说实话,对我们这些接受集体主义教育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对“自留地”从心理上还真有点不大适应。不是“应该”靠集体吗,怎么让我们靠自留地?只有依靠集体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一命题似乎根本不用去进行论证。也许是我们叫得太厉害了,队里居然决定开辟一块菜园子。

菜园子位于前后沟之间的一个山根下。把原来的坡地修成台田,一共三层,分成四五小块,加起来大约有一亩多地吧,顺着山根细细的拉了有100来米长。菜种上了,派了个老汉照园子(看菜园子)。可是不久,社员们反映,老汉“以权谋私”,回家时私自往自家里窑里拿菜,还纵容自家的娃娃们在园子里放开了吃。在这种利益关头,大家自然想到了知青“孤家寡人”,没有亲戚。于是,我被从麦收第一线调去照园子,开始执行解决大家吃菜问题的使命,并且得以连任,在农村四年,有三年的夏天是在菜地里度过的。

照园子的任务一是照牲畜,轰鸡猪羊;二是照人,谨防偷菜;三是“务育”菜,平整园地,浇水上粪,除虫锄草,架秧“打掐”等等;四是卖菜。平时是一个人看,需要上粪浇水搭架,一个人干不过来时,由队里派人帮忙。园子虽然不大,可认真干起来,活儿也是干不完的。锄草浇水,修整水壕(水沟),掐尖绑菜上架,同时还得左顾右盼地照人照牲畜,一天到晚不得闲。锄草是个细致活儿。有的菜种得密,一不小心就把苗锄掉了;有的菜不能伤了根,比如黄瓜,据说伤了根结出的黄瓜是苦的。放水浇园子是个累活儿,可也挺有意思。山沟里没有河水,水是从很远的山沟里的坝里放出来的,沿着弯弯曲曲的水壕流过来。一个人在水流进园子的入口处把粪倒进水沟里,一个人负责堵口,一畦满了把口封住,放开下一畦,于是粪水从第一畦,顺序地流下去。放满了水的菜畦畦埂经常被水冲决,水哗哗地流到下边的河沟里,于是赶紧跑过去堵住。这边堵住了,那边又冒了,于是大呼小叫,蹦来跳去,两个人的世界还挺红火。一天下来,身上沾满了粪水泥土,累得腰酸胳膊疼,却也不亦乐乎。

在山上干活红火,在园子里干活也别有乐趣。园子里很安静,热天树上的知了发出“吱——吱——”的长长的叫声,不时从村里传来几声狗叫鸡鸣。有里有鸡呀猪呀窜进园子,捡起一块土坷垃甩过去,“嘘——嘘——嘘”地把它们“断”走。偶尔不知从哪儿爬出一条青蛇,拿起镢头砍死,扔到路上吓唬人。看看四周没人,扯起嗓子喊两句信天游。渴了累了闷了,仰起头和住在园子斜上方的老婆婆拉拉话,或上去喝口水,蹭两块红薯吃。园子里只有一点让人不能忍受,就是经常要受狗屎的“熏陶”。夏天狗逐阴凉,常常趴在菜地里,不知何时何地就拉上一泡屎。其它动物的粪,新鲜时臭,干了就没味儿了,狗屎却是越干越臭。干着活儿,不知从哪儿泛出臭气,于是循着气味追踪,总要把它找到深埋了事。有一句骂人话叫做“臭狗屎遗臭万年”,对这句话我是有深刻理解的。

名义上是一个人照园子,实际上知青们对菜地都格外关心。这固然是由于知青们无意去“操心务育”自留地,更重要的是,大家认为菜地是集体经济的标志。当时风传要取消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从在南泥湾插队的同学那儿知道了先进典型南泥湾已经取消了自留地,社员们吃菜完全靠队里的菜园子,而且蔬菜丰富,四季不愁。大家都很羡慕,觉得这才是方向,于是决心把队里的菜园子搞好,先干出一个集体经济的样子来。精心“务育”自不必说,其它方面也要改进。陕北夏季传统的蔬菜品种不多,主要是黄瓜、西红柿、韭菜、豆角等。我们决定改变品种结构,引进新品种和优良品种。趁回北京探亲之机,几个人专程到种籽商店买了各种菜籽。春天在园子里各种了几畦洋白菜、柿子椒、莴笋、茄子、包心大白菜、新品种西红柿,小小的菜地里种了十来种菜。有的菜老乡也没种过,大家就摸索着干。莴笋叶子长起来后是铺在地上的,圆形覆盖面的直径总得有一尺多,所以种的时候间距要大些。我们却一溜行地把籽撒下去,叶子越长越大互相打架,只好一次次地间苗,浪费了不少菜籽。从河沟里一担担挑水移栽的洋白菜苗,一连几天耷拉着叶子,大家以为没有栽活,急了好几天。终天“务育”大了,又开始闹虫害,一条条大青虫真吓人。老乡说往叶子上撒灶灰,试了试真灵,可能是大热天的把虫子呛死了。当地的土种西红柿结出果实形状歪歪扭扭,好吃不好看,我们种上了一种矮秆的,结出的西红柿金黄色、圆溜溜的。当地原来只有尖辣椒,我们种了北京的大柿子椒,产量高,又不辣,在所有引进的新品种中,这可能是最受欢迎的了。当夏天各种菜都长成的时候,你看吧,绿的、红的、紫的、白的、金黄的,五颜六色,令人赏心悦目,成为山沟里的一大景点。

队里的菜地生机勃勃,老乡们也经常来光顾,不完全依赖自留地了。一篮篮地装走各样新式菜,还要请教请教吃法,凉拌?热炒?盐渍?有时谁家来了亲戚,临走也要到园子里摘上一篮子新鲜菜提走。本队社员吃不完,逢到赶集的日子,摘上一车拉到集上去买,又增加了队里的收入。山沟里的队很穷,那两年扣除口粮钱,每个劳力只能分上几块钱,菜地收入也是其中之一吧。

看菜园子多少涉及一点“经济利益”。为了维护好菜园子,当然首先得以身作则。对此,知青们态度都极为认真。按常理说,照园子有个职业允许的优越性:园子里的菜本人可以吃,只是不许往回拿或送人情。队长也常说,渴了就吃上个黄瓜西红柿,“没麻达”。可是说实话,在照园子的头两年,本人从没有私下吃过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队里吃菜是不收钱先记账,秋后算总账。不论谁买菜,我都是斤两准确,死板得分毫不让,严格记账。有时有人嫌扣得死,却也说不出什么。有一年秋后分配,有一户说是把他家的菜钱扣多了,找来对账本。结果一笔笔地查下来,他也只好认账,“对着哩,对着哩。”另一方面,对毁坏知青名声的事,大家决不忍受。有一次,社员中传言,知青×××偷了西红柿。全体知青都愤愤不平,决心追查谣言,并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来认识。查来查去。是从一女娃嘴里说出来,我们找到惹是生非者,对她斥责了一顿,还一定要她说出指使人来。在我们看来,集体与个人是绝对要分清的。刻刚上小学就学过少先队员刘文学同偷生产队海椒的地主作斗争的事迹。集体的东西不能侵犯。这一点从小学起在大家心里就是扎了根的。对于看菜园子来说,这种少先队员的精神是足够用了。碰上偷菜的能不能豁命不敢说,要求自己是绝对办得到的。那年头山沟里人还很淳朴,还真没有偷菜的。当然不能排除有人顺手牵羊,但有知青在场就没有人敢动手,小娃娃们也不敢。如今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对信念是那样真诚,真诚得那样绝对。

不过,对于这种绝对的廉洁奉公,一些老乡却并不相信。你说不占集体便宜,他说吃了也没关系。自己觉得“冤枉”,也只好信不信由你。直到第三年,那已经是七八月份了,有一天,天挺热,我有点口渴,不知怎么想起这两年背的“冤枉”,有点不平,既如此何必独善其身,于是破开荒“开了戒”,吃了一根黄瓜。谁知好人干“坏事”也干不下去,这事被一个路过的婆姨看见了。没过多久,照园子又被老汉接替了。事后我想,“撤职”原因当然是因为蔬菜季节已接近尾声,园子里没有多少活儿好干了。

由于知青们纷纷离去,第四年春天我们并队到其它村。以后听说队里的菜园子已不那么景气,看来靠搞好集体菜园子为取消自留地打基础的设想是不会成功的。再以后离开了陕北,听说自留地这一“资本主义尾巴”始终没有被割掉。

(原文发表于《回首黄土地》)


作者简介:徐建青,女,北京师大女附中六七届初中生。曾先后在黑家堡公社康家沟大队、岳口大队插队。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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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先发这么多,请各位知青欣赏,多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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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彤的是《教书轶事》,打错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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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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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龙在中知网延河水的网名叫“中村”,北知网叫“永远快乐”。



越江:北京知青陕北老插  坛子里打酱油的。惟愿: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朋友们的欢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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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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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0/11/23 11:24:00 [只看该作者]

谢谢孙玉科。看了这些文章,俺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宝塔山下延河水,凝聚知青多少泪。西北望延安,可怜无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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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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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笑笑姥爷,你如有啥好文章,也请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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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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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0/11/24 10:20:00 [只看该作者]

以下是引用孙玉科在2010-11-23 9:09:00的发言:
周彤的是《教书轶事》,打错咧。

周彤是随我校同学一起来的郭旗,先在王良寺桃山小队插队,后并队到我村,在大队学校教书,我走时她还在学校呢。



原陕北延安地区延长县郭旗公社插队,祝愿全国的知青朋友们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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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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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凌云志,有周彤的联系方式吗?我问过刘晓沙,听说她搬家了,没有联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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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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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的真情

刘五宁


    2008年秋到2009年初,我再一次生活在陕北。在陕北的每天,每时,都有让我动情,感恩的见闻。那样熟悉,那样清新。晴空、艳阳、昆虫、动物、果木、植物、淳朴民风、我的新老朋友……。述不尽,道不完。

    在纪念知青运动40年之际,我只向大家介绍一位40年前和我们一起奔赴西北山区,40年后,依然把个人财富、热情、才智奉献在这里的一个传奇的人物:光华控股集团董事长,邵明路先生。

    目前,邵明路先生所领导的光华控股集团涉足房地产、管理服务、管理培训及非营利的扶贫教育四项事业,在国内累计投资约40亿人民币,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及四川等省市为4000多下岗员工提供就业机会,并在陕北等地捐资办学,解决了3000多贫苦农民子女的上学问题。大家如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查到有关邵先生更多资料。

    难能可贵的是,邵先生40年一直不停地为陕北的老乡服务,无任何附加条件地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壮年、自己的财富,都投入给了第二故乡的人民。他在延长、延川两县是非常有名的人物,许多曾经与他共事或受过他诚心关照过的干部、老乡,至今讲起他的故事满怀敬佩、怀念和感激。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我们1700万知青的优秀代表,他身上浓缩着我们老知青的全部热情、才智和对中国农村的深情厚谊。他是历史上知识青年之中的突出代表。

    邵明路先生是北京四中的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初,他与同学们一起来到陕西延长县安沟公社朱家河村插队。70年代初被选调为公社干部。80年代初离开陕北。

    邵明路在交口公社担任了多年的党委书记。他在交口公社的这段工作时间内,敢想、敢干、吃苦耐劳,有胆识,有谋略,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多业绩。他给当地留下很多故事。我是几经周折,最后来到交口的光华中学的。这个决定也是我一份意外的礼物和机会。它让我直接感受当年邵明路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让我对这个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延长县,邵明路似乎仍然无处不在。在延长县的几个乡,我都听到过许多邵明路的故事、回忆,有些不同的版本。40年过去了,当地干部和老乡仍然始终念念不忘邵明路所做的工作,感谢邵明路带给他们的那些好处。只是在89年延长县的县志里,我们没能找到一丁点有关的记载。

    邵明路的资助,帮助了老区的建设,邵明路的故事是这里宝贵的精神财富。餐桌上,工作中,人们口口相传。邵明路和他的故事,已经成为延长县发展史上一段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后生”,“给老百姓干好事的干部”在延长县是深深印在群众脑子里的。老年人记得,年轻人知道,有时,娃娃们也能从他们的前辈人那里听到这些感人的故事。

    一位中年人的母亲,曾被邵明路处罚,拉去修水利,干了2天。这位中年人仍然记的是邵明路的丰功伟绩。谈到邵明路,他说邵明路是“交口第一书记”,“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为人民利益的实干家”,“他像石头嘛!”,“我太崇拜他了!”。

    让我们逐一聊聊这些故事吧。

钢筋铁骨,敢想敢干

    邵明路在交口公社(现在的交口镇)刚上任时,他只简单了解了他要去的大队大概位置后,便独自一人翻山越岭去视察。农民们只看到水利工地上多出一个人。这人披一件棉袄,腰间扎一根草绳,不声不响,跟大家一起轮着老撅埋头掏土。休息了,这个人一挥手,说,开会!大家才知道这位就是新上任的公社党委书记。

    县里的大会散会后,天仍下着大雨。有人说,住一晚再走,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回。他把布鞋脱下,加在腋下,扎紧了布衣,赤脚走上山间小路。冒雨连夜80里路赶回公社。一年三百六十多天里,至少有两百天,他完全跟农民一样,在农田或水利工地干活。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后来他说,看到这地方真穷,只是想把这地方改变,让老百姓有饭吃,经济上能够有变化,想法很简单。

    一起著名的“抗粮事件”在百姓中广为流传。当年“抗粮”深得人心。2004年,国家政策调整,不再向农民征收税款。邵明路把这个政策提前30年,就摆在了政府工作会议桌上。现在大家把这个故事描绘的栩栩如生。这是我来交口后听到的第一个感人故事。

    交口公社位于延长县的东北角,与延川临界。是延长最偏远、最贫穷的公社。还是在浮夸成风的文革晚期,他敢于为本公社广大农民的利益着想,坚决顶着,不交超购粮。他笔直地站在到县政府院子中间,态度坚决。有人说,这搭行不哈哩(这儿办不成的)。别人劝,给领导个台阶,说句软话,做个检讨。交口公社“邵书记”说,县里得先检讨。县里搞不动他,当年交口公社的超购粮食就是没上缴。那几年交口公社和县里关系紧张。

我们来看看邵明路本人的话:我到交口工作第一年以后是我们的大丰收。那这时候县上就下比较高的征购指标,因为都要学大寨要多贡献,给我们的那个超购粮的指标很大,但是交口是一个底子很薄的地方,我去的第一年,春天驴和牛都饿的站不起来。劳动力都不在村里了,全都跑到甘肃河西走廊去逃荒要饭了。所以既没有劳力,没有牲畜,也没有种子,非常困难。我们公社党委出去借了种子回来,借了一点救济粮回来,派了基干民兵到河西走廊,到处去把我们的劳动力招回来,才能把牛架起来耕地。我在交口亲眼看见人饿死在我面前。所以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再发生的。在第一年年底我们定的指标就是,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人口,要留储备粮,大队也要留储备粮,公社当年就建了粮仓也留储备粮,三级留储备粮,每人的人均口粮(原粮)五百斤,另外还要加上三级的储备粮,打的这底子就是第二年再闹灾荒或者什么,我们这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出现。在这些基础上,如果还有多的粮食我可以超购,但我们没有了。所以我就向县上说明这情况,但是那个时候整个一个风气是这样的,我记得延长那时候十三个公社,十一个公社全都是学大寨的,全都要超购的,要有表现。就我和刘家河一个老书记,我们俩人是不同意的。最后把我们弄到县上开会,跟批判斗争似的,说你们不是共产党的书记,你们是农民党的书记。后来在大家这种批评之下这位刘家河的老书记也不得不认了,就说,我也跟吧,我也交。我说,我多一粒也不交。

在当年,这需要多大的胆识和勇气!为了所管辖农民的利益,邵明路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得失,坚持一个共产党干部的高度原则性。为此,交口的几辈人都记得他。  

邵明路当年带领公社社员艰苦修建的埝义沟大坝200多亩和普河大坝的几十亩淤地,至今在交口镇经济发展中,仍然发挥着有力的作用。埝义沟村上的人因为有了这个大坝,土地肥沃,作物茂盛。经济状况很好。今年春季,为了发展高效农业,促进农民增收,交口镇政府引导农民在他打下了千亩坝田里种植了地膜玉米和地膜洋芋,长势良好。
    当年修大坝时,他要求所有干部都去参加冬季水利。卫生站的一位大夫说,年纪大了,还要值班,接诊病人。邵明路说,好,年纪大了,你可以不干,搬个凳子,坐在工地上看。有病人时,回去看病,没病人呆在水利工地上。这个老大夫先穿上大衣在坝上坐了半天,冻得不行,后来也跟着干了。邵明路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管理有方。因此,他的工作开展起来,顺利、有效得多。
    我们年轻时,政治运动,政治口号很多。大概在1973、74年,政治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资本主义复辟。交口公社党委规定,不许干部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给百姓增加负担,变相权钱交易。当时,反响很大,直接的影响就是,司机也不愿去交口,因为不能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吃喝。即使这样,邵明路还坚持信念和做法。说:至少我可以在我有限的权利管理范围,可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延长、延川两县交界区,就是交口光华中学现在这个地方,不许在集市上进行买卖交易。陕西省委宣传部对这些都给以充分肯定。我们当时在陕南工作,这份文件我们都见过。邵明路的政治坚定,眼光敏锐,行为果敢,给我们印象深刻。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鲜明的政治思想表达和作为,为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不良导火线。

修水利大坝,是当年学大寨,保农田的有力措施。邵明路在这点上,下足了功夫。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运动中,有延川的人、车进入交口集市,就统统被拉去干活,帮助交口公社修大坝。于是,以后再没有人敢于跑到交口来违反规定。
    对于修大坝,开始有人反对修建的。也因大雨,有人要炸埝义沟大坝。那次大雨,坝上有五百多个人。有人沉不住气,有人想偷跑。情况危急。为了下游的安全,邵明路带了枪上去,说,谁敢下坝就一枪打了他,这话有一定恐吓作用。雨下的惊心动魄。当时的口号是人在坝在,谁也不许下坝。一共是三天两夜。水一直在涨,坝也一直在长,大家一起拼命保坝。本来就粮食也不够,体力也不行,又这样连续干,农民确实是累了。所以当把那一车土推到的时候,整个人就躺下去了,趴在那儿起不来了。最后雨停了,坝没垮。危险过后,邵明路离开那个坝,去另一个村子,走到半路上,就睡着在地上,睡了十几个钟头都不知道。邵明路说,当时的做法,有很多地方也不一定是那么得法的,有些强迫命令的,但是比较有效率的。
    秋季,我乘公交车,翻山越岭在交口山乡,看到车窗外成熟的果木林,大坝内绿油油的庄稼,如诗如画的梯田山峦。寒冬,我站在邵明路当年领导全公社干群奋战的大坝顶端,远望几百亩成熟的於地农田,棋盘似的呈现在眼前。我就想,交口的发展里,有邵明路的热情、智慧、能力,有他青春热血。现在,他看到这些,会作何感想呢?

 

投身教育,促进经济

    邵明路离开陕西后,在风风雨雨中,把自己的事业经营得很成功。但是他难以忘怀青春汗撒的第二故乡,难以忘怀与乡亲们战斗了多年的交口。他时刻惦记陕北的父老乡亲。

    邵明路任交口公社书记时,有的农民在农田基本建设中负伤。他几十年仍在惦记……。
    邵明路常常回“家”看看。回到家乡,他就换乘普通车,换掉西服革履,身着民众衣,这样容易接近乡人。大家说,“他除了眼镜,还是一副农民的样子”。每次回陕北,他都带来大批钱物,一一分发给因公受伤和生活困难农户。

邵明路在交口人任书记期间,经历过一次小学校舍坍塌。在陡峭的山崖下,塌窑压死了3个娃娃。这是邵明路记忆中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当年交口非常穷困,他没有能够对学校教育做什么事。邵明路说,能够真正说改变当地的经济,改变他们的生活,应该最根本的还是教育。所以他以后在教育事业中,为老区的人民做了很多事情。

交口的光华学校,是邵明路捐赠的希望工程,光华公司已投资2000多万。当年援建学校目标是设备“50年不落后”。乡上十五所乡村小学也在他的资助下完成了改建工程(近年来,交通便利了,教育资源政策性重组,孩子们都集中在镇上的学校,农村小学基本空置了)。光华学校园区是北京建筑设计院设计的,美观,大气,实用。依照山势,学校教室和宿舍区等座落在五层高度。校区绿化已成熟,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校舍,很有些时代感。给人感觉舒适漂亮。(注,光华中学校网 www.ycghzx.cn 大家可以看到更多信息)

每年邵明路把光华公司3%的年利润追加到光华学校,用于教学设备投资,学校日常运行,资助贫困学生,师资培训等。光华学校校长和干部,在邵明路、在光华公司的帮助下,成长起来。陈校长经常去北京,与北京光华公司来人直接接触,思想开放,富有探索精神。邵明路常常亲自执笔写信,过问学校管理和发展的大事。今年县教育局长来检查工作,看到他的来信,要求全校干部职工都要认真学习,培养创新发展意识。每年暑期,光华公司都来此处视察,还送教师和学生去北京等地培训学习。

接受资助的孩子们在作文中写到:“ 谢谢您,光华公司的叔叔阿姨们,我会在您的呵护下茁壮成长,在您的帮助下我看到了希望”,“谢谢光华公司的叔叔阿姨们伸出温暖的手,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给了我信念。”

1999年底邵明路开始在“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先生亲自指导和参与下创办了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BCMI),在中国为在职的管理者和企业家提供务实的管理培训。

他还把培养中国企业管理人员的使命也放在了普通教育上,以新理念诠释着自己经营的教育事业。每年光华学校暑期期间,光华公司出资、并协助搞教师培训,办夏令营,搞学生创新思维教育。邵明路派专家来做讲座,做辅导,启发学生思维。他要求学生自己做企业经营策划,写策划书,项目规划,投资经营。在延安,在四川省,也搞类似活动。光华公司带来很多小商品,自制数量不少的货币。他们在校园里摆场地,帮助学生搞模拟公司、金融、管理、经营、营销活动。这种做法在全国都是非常少见的,无疑,是一种划时代的教育创新。


用几件事,几句话概况邵明路不容易。因为他实在与众不同。他做了太多别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

媒体对邵明路的采访这样说,

采访到邵明路先生和用文字来描写他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低调的原则,几乎从不对外接受媒体采访,更不同意将自己的照片放大在公众面前。邵明路先生也许是“出场”的人物中最另类的一个,因为他的个性,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他的企业家情怀。

光华管理研修中心CEO王章林先生这样说:

邵先生做事不按常规出牌,他“跳起来之前通常没有想好落脚的地方”,但是会随着情势的变化及时做出判断和反应。

交口镇女镇长曹亚梅说,

邵明路是北京知青中的楷模,也是延长人民心中最崇敬的人,更是我学习的典范,我为自己能够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做事感到荣幸,自豪,他的那种不怕困难,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永远是我心中的楷模。

作者简介:刘五宁,女,1969年2月到延长县郑庄公社郑庄大队插队,1972年离队到陕西汉中工具厂工作,1988年回京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任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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